据记载，战后的第二年，公元960年正月，赵匡胤建立大宋，3月，南唐及时进贡两万匹绢、一万两白银贺即位；7月，又进贡五百两金器、三千两银器、一千匹罗、五千匹绢，外加乘舆服饰等。赵匡胤平定潞州、扬州叛乱等，南唐同样要进贡贺喜。
在战争期间，南唐的经济就已经发生严重的危机，为了应对这次危机，钟谟建议铸大钱，韩熙载建议铸铁钱。在出现钱荒的时候，官府就要在钱币上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把更大的面值赋予在更轻薄、更廉价的钱币上，与此同时，民间也出现大量的盗铸、私铸，也就是造假币，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
就像今天漂亮国的量化宽松政策，简单说就是印钞机开足马力大撒币。但是经济低靡的原因是工业空心化、产能不足、供需关系失衡、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等等，增发货币只能解一时之急，却不能救一世之困，单纯地依靠增发货币如同饮鸩止渴，不仅挽救不了经济，反而会引起恶性通货膨胀，进一步加重危机。
李璟一开始也是反对铸大钱、铸铁钱的，但当战争结束后，面对几乎崩溃的国民经济，李璟也只能选择妥协，死马也当活马医吧。959年，南唐开始铸大钱“永通泉宝”，以一当十，即钱币收藏爱好者口中的“折十钱”、“当十钱”，又铸五种面值的“唐国通宝”钱，同时还铸铁钱，病急乱投医了。
仅仅半年，量化宽松政策的弊端就初露端倪，李璟果断悬崖勒马，叫停了铸大钱、铸铁钱的货币政策。
战争对经济的摧残是毫无悬念的，对政治的影响更是毋庸置疑的。
前文《“四凶五鬼”的覆灭》中已有详述，“三征淮南”使得李璟终结了“四凶五鬼”集团在南唐的统治，其实这只是战争对南唐的政治影响的其中一环，而且是最无关紧要的一环，真正的重头戏是一条被隐藏得很深却又影响深刻的事件——储位之争。
这就是南唐的“皇太弟”与“皇太子”之争，史称“叔侄争储”。
然而这场政治变革在史书中同样只是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还是那句老话，字数越少，信息量越大。老规矩，先复述史籍的正面描写，随后分析、推理。
据记载，李璟早在即位之初，就屡次表示要让位给皇弟李景遂，均被李景遂严词拒绝，于是李璟便任命李景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李景达为副元帅，又指定李景遂为“皇太弟”，昭告天下，把李景遂作为皇位继承人，还拉着诸弟在先帝灵前起誓，一本正经地宣布将来要兄终弟及而不是父死子继，同时还将皇长子李弘冀先外放到扬州，又改镇润州，让他远离政治中心。
“三征淮南”后期，当了十三年“皇太弟”的李景遂突然要求外放归藩，赴镇洪州；与此同时，皇长子李弘冀取得了常州大捷，被李璟任命为“皇太子”，确立了他皇位继承人的身份。
不久之后，李弘冀的一些做法引起了李璟的不满，于是李璟就放出话来，要废掉“皇太子”而立“皇太弟”，扬言要迎回洪州的李景遂。李弘冀抢先一步派人将李景遂毒死。
起初，李景遂之死被包装成意外事件，李璟觉得事有蹊跷，便派人详查，结果查明是太子爷李弘冀的杰作。李璟大怒，宣布废掉李弘冀的太子之位。
不久之后，959年9月，李弘冀突然暴毙。随后，李璟立第六子李从嘉（李煜）为太子。
历史似乎就是这样给了李煜一个捡漏的机会。李璟和李景遂堪称兄友弟恭的道德模范。然而真相却远没有表面那么光鲜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