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原地区是我族命定中地，兴旺发达的场所，往北到达长城边，中部阴山和东部幽云十六州，如若丢失，则北虏从北而至，直达黄河北岸！
诸如辽虏，他们从东线河北打开了我族核心地区的门户；西线扶持北汉占晋阳，此地高屋建瓴俯视整个河东地区，南下便可饮马黄河，直逼中原腹地。局面上辽虏等于两只脚都跨进了中原的门槛，而且尽占战略要地，进可攻退可守……”贾似道做足功课，有备而来，说得大家频频点头。
在面向皇帝的大地图前，贾似道手指教鞭，指点江山，为大家一一道来。
“仅以前朝而言，宋太宗二次北伐，先是平定北汉，然后攻打幽州失败，此为第一次北伐，第二次北伐则兵败于高梁河，从此宋师再不北顾！”
“之后辽金之争，金国强盛，辽国势弱，且与前朝有友好盟约，前朝背盟，与金人结盟攻辽，待到金人陷东京、上京、中京三道，前朝决心北伐，遣童贯二十万军队北伐燕京，大败而回，严重暴露宋兵的腐化，为后来的靖康之难埋下祸根。”
“南宋时期，则有四次北伐，请陛下观阅！”贾似道说道。
“第一次是高宗朝的绍兴四年至十年(1134-1140年)的岳武穆北伐；第二次是孝宗朝的隆兴元年至二年(1163-1164年)隆兴北伐；第三次是宁宗朝的开禧二年(1206年)的开禧北伐；第四次是宋理宗端平元年的端平入洛。”
“岳武穆北伐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岳武穆兵强马壮，而金人立足不稳，河北义兵遍地爆发，确有成功机率，然而宋朝上层出了问题，一旦战胜，可能迎回宋钦宗，则高宗皇帝的皇位难保，纵然其它因素仍然有利于北伐，高宗不同意，北伐最终走向也就只能失败了。”
“第二次北伐时君臣朝野对北伐的认识较充分，支持度也较高，甚至可以说气氛比第一次还好(宋孝宗坚决支持北伐，大臣中几乎没有公开反对北伐的，民众和士大夫支持度也比较高)，但主帅张浚却是个问题人物，他在高宗时代多次被委以重任却总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川陕擅杀大将导致最精锐的陕西兵元气大伤，整个关中几乎全部沦陷；在襄阳和岳飞不合；在淮南逼反郦琼，导致几万百战精兵哗变。”
“也就是主帅出了问题，张浚和一线武将间的关系十分恶劣，口碑也比较差，因此无法胜任调和一线将领间分歧、统一指挥的统帅之任，结果最重要的前线大将李显忠、邵宏渊不和，彼此拆台，在大好局面下打出个符离之败（注1），宋军大溃，断送了大好局面！”
“至于第三次北伐的主持者是宰相韩侂胄，上下都有问题，准备既不充分，内部支持度也不高，真正支持者只有少数恢复派人物和北方流寓人士，其中部分支持者还心怀叵测，希望他搞砸借机弄掉他取而代之，被他整过的理学派更是逢韩必反，而且江南民众也不支持他，加上此时北方金朝已逐渐巩固，中原士民经过几代之后，以宋为宗主的正统观念渐淡，宋军并无必胜把握，结果几战不利后，取胜的金人要韩侂胄的脑袋，最终韩侂胄身故，北伐失败！”
说到这里，贾似道含糊其辞，实际上是以阴谋起家的韩侂胄被史弥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弄死，但史弥远可是天家的恩人，贾似道哪敢提起此茬。
“第四次的端平入洛，此时的中原已满目疮痍，根本无力养活大量兵民，而南宋军力、国力弱于蒙古，国内更没有广泛的北伐支持氛，主要是江南承平已久，朝野也普遍缺乏北伐信心，中原经过数代普遍对宋感到陌生冷淡，许多汉族人甚至把已灭亡的金当故国(如被俘的张天纲，九公之一的武仙，词人元好问等)，加上刚刚灭金四个月就不顾和蒙古间的盟约擅自出兵中原，在外交上也理亏，结果蒙古一翻脸，北伐即告失败！”
……
贾似道在大地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