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盖勒特：
在上封书信后，不得不说，你用一种极为巧妙的方式来化解一个人心中的犹豫与疑虑，仅仅纠结于“是否去达成”之上或许永远无法得到答案，“如何达成”的解决方式才该是我思考的重点。
心性会被不断消磨的，伴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所拥有的机会也会逐渐变少。
即便是像你我这样的人，有时也会为无法抵抗的[时间]而心生忧虑。
I自从今年从霍格沃茨毕业后，我原本的规划便被各种[不幸]被打断——相信你已经从你的姑婆那里听说了——当然，我并非是逃避责任的人，但我同样不愿将自身局限禁锢于二选一的现实，就像你白天所说的，我相信我能够找出其他办法。
更为自由的办法。
或许，我们可以带上安娜？就像你说的，我的朋友，我们对自己的实力皆有绝对的自信，不会让她受到任何伤害，若是极度危险的旅途，想必我们也可以等到阿不福思毕业的那一天，你我两人便可单独前往。
盖勒特，或许你恐怕无法想象我的心情。
血液在沸腾，不断催促着我立刻出发，即便是幻想一二，我似乎便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投入属于你我二人的冒险旅途之中。
……
让我稍微冷静下头脑吧，继续回归我们的话题。
是的，不谦虚地说，我对斯多葛学派确实有少许的了解，人类拥有推理和符号的概念，而人与动物的其中一个区别就在于其内在言辞以及能够组合概念并从一个转移到另一个的能力。
符号的存在与人类思维的本质密切相关。
实际上，历史形而上学依赖于一个概念，即真实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事件构成的，它们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我们不禁发出疑问，真的是这样吗？而且又是如何确定这种[因果关系]是真正成立的，而不是经过人类自身的猜测或是推断得出的结论，或者说，推理符号怎么可能既是分析的，同时又能提供新的认识？
这里不得不提到公元前一世纪的另一位哲学家，菲洛德莫（Filodemo），他重新提出了符号的两种类型，即直接和普通符号；但将其与另一种对立关系相提并论，即记忆性符号和指示性符号之间的对立。
记忆性符号主要是由于经验关联而形成的，它们与常见的事物有关联，例如烟和火的关系。而指示性符号则指示了从未显现过的事物，例如虽然我们无法用肉眼真正地看到毛孔，但汗水的产生，实际上是一个符号，指示了皮肤毛孔的存在。
而直接符号是帮助我们发现那些黯淡事物的符号，实际上，他建议我们将事物区分为“显而易见”和“黯淡”，然后进一步将后者分为3个类别。
首先，[显而易见的事物]，是那些能够直接地进入我们的认知的事物，比如亲眼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其次，是[绝对黯淡的事物]，即它们的性质使得我们无法理解，例如，星星是偶数还是奇数。
第三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暂时黯淡的事物]，尽管它们的性质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某些情况暂时变得不明显，需要通过记忆性符号来理解。最后，是[自然上黯淡的事物]，例如只能通过思考来理解的虚空，而这也只能通过指示性符号来理解。
我们能清晰地看出，对于前两类别并不存在符号问题，而对于后两类别，只有通过符号才能理解。
所以，通过创造出这两种符号，便能为我们提供新的认识了吗？
实际上，从历史哲学的角度，人们倾向于将事物和概念视为不断发展和演变的，它强调变化和多样性。菲洛德莫虽然想要解决上述问题，但他提出的符号类型概念似乎试图将符号划分为静态的、固定的类型，而忽视了符号可能随着时间和语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并且，符号论通常试图通过形式化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