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法原来是确有其事。
对于这种出类拔萃的学生，蒙学先生是没什么脾气的，相比执戒挞罚，他更想靠自己的言传身教、品德威仪感染对方。自古天资卓越之辈，必有卓尔不群之性，蒙学先生生怕自己打压到了这个初露头角的天才，使得天下少出了一个意气风发的状元之才。
而最后一个让蒙学先生印象深刻的学生，可谓是他这辈子前所未见的人物，每天准时到馆倒头就睡、放学时分才悠悠醒来，一到考教功课就和他大眼瞪小眼，戒尺往身上怎么朴挞都毫无知觉，罚站甚至能站着睡着！
岭南乡校的规矩，向来以正德年间岭南大儒黄佐的《泰泉乡礼·乡校》为蓝本，其中规定：“无故而逃学一次，罚诵书二百遍；二次，加朴挞，罚纸十张；三次，挞罚如前，仍罚其父兄。”
罚诵书如缘木求鱼、戒尺责打也无动于衷，罚钱一事雷老虎更是毫无压力，第三位学生愣是把蒙学先生折磨得长吁短叹，连头发都白了不少，只能感叹这结伴而来的三个学生，怎么相互之间的差距就这么大呢？
坐馆的塾师年界六旬，姓温字玉钦，前明秀才身份，年轻时因三次未能中举而心灰意冷，便回到家乡当个塾师为生。在明清一代，塾师依据教授内容的不同，分为“蒙师”和“经师”两种。蒙师是给小孩开蒙的，教他们认认字背背书；而经师教授的内容则深入一些，要把学生引上科举之路。
他因精力全都放在了修葺典籍文献上面，故而温玉钦只肯当教学轻松的蒙师。但像蒙师教的内容简单束脩也低，每年所得不过十几二十两，生活自然就艰苦了一些。
对于自己考不到功名这件事，须发已经花白的温玉钦并不怎么放在心上，哪怕他当年的同窗好友是万历四十七年的探花——毕竟考不上科举这件事，在当时的读书人中其实非常普遍。
比如吴中四才子之一的文征明诗文书画无一不精，可偏偏从26岁至53岁一共参加了10次乡试，连一次都没有考中，最后是在工部尚书的举荐下才当上了个翰林待诏，还因没有功名在身，被同僚持续排挤。
温玉钦走到了私塾门口，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对大小不一的学生们说道，“回去跟家里说一声，五天后的二月初二有事休馆一天，你们自己在家温习功课，不得慢怠！”
见到严厉的塾师折返回来，刚刚想要雀跃的学生们连忙压制住喜悦之情，恭恭敬敬地和先生行礼，直到看着他的身影从门口彻底消失不见，这才敢继续嬉闹了起来。
傅凝蝶胡乱将书籍塞进书袋里，就一溜小跑来到了洪文定桌前，咋咋唬唬地粗着嗓子说到，“洪师兄，我们赶紧去找师父吧！”
没错，蒙学先生不知道面前这个“天才儿童”是傅凝蝶乔装打扮的，状元对她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人物，可她就算家学渊源再怎么给力，作为一个女子也是注定跟科举仕途无缘的。
说到底小凝蝶每天故意和私塾先生作对，也只是回想起了被父亲逼着念书的日子，当初在家中耳濡目染的东西情不自禁地就回忆了起来。
洪文定微微一笑，也很快收拾好了东西，转身叫醒了他身后熟睡的小石头。
“啊？放学了吗？”
小石头懵懵懂懂地抬起头，擦去嘴边的口水，然后目光坚定地看向了远方，“走，吃饭去，师父说今天庙里有素斋可以吃到饱！”
再穷不能穷教育，江闻将三个孩子扔去读书，但三个人里一个是钦犯之子、一个本身就是逃犯，自然不可能入广州府的官学，只能托雷老虎找一处靠谱的私学借读。
这时代的私学并不一定就比官学差，只是与官私主办的形式有所差异，而从主办者角度分，私学还有义塾、专馆和散馆三种类型。
义塾俗称义学，一般由乡宗族所创，办学经费来源主要靠族人无偿支持，有时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也可被族人用来办义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