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内外的强大压力,忽必烈曾多次动过放弃四川,集中精力对付阿里不哥的念头,却迟迟未下定决心,这主要因为内部意见对立。其核心智囊金莲川幕府的谋士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削平蒙古内部的势力,其是南下灭掉临安政权。四川虽然重要,却只是次要战略目标。解决阿里不哥,拿下临安之后,巴蜀之地便是囊中之物。
反对放弃四川的主要有两种声音。第一种是以廉希宪为首的诸臣,他们认为巴蜀地域广阔,物资丰富,秦得蜀以灭六国,不可轻易言弃。第二种则是蒙军内部的利益集团。汪氏蒙古汉军占据和经营川北多年,早已将其视为领地,自然不肯放弃。基于同样的理由,杨大渊、张大悦、蒲元圭等新附军将领,也反对撤出四川。杨大渊在呈报忽必烈时称,”欲取临安必先取吴,欲取吴地则必平蜀“,力陈四川的重要性。
只是潼川府路战役的惨败,让忽必烈弃蜀的念头愈加强烈。他将纽璘和刘整召到开平府,主要便是想听掌握四川战况和霹雳军的第一手情况。在忽必烈看来,潼川府路丢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霹雳军。这支异军突起的势力,不仅决定着四川战局的走向,甚至可能对灭宋战争造成重大影响,令他不得不提前打算。他有一种隐隐的直觉,将来要统治汉地,临安的赵氏政权并非其最大对手,反而是初露锋芒的霹雳军。
纽璘将霹雳军的战力夸大不少,这一方面是他屡遭惨败,着实有了心理阴影,另一方面也是不突出霹雳军的强大,莫非是自己无能?他认为霹雳军火器毁天灭地,加之蜀地既多山又河流密布,极不利蒙古骑兵而利于水军和轻步兵。“蜀人凶悍,其地湿热,取之得不偿失”,纽璘力劝忽必烈撤军。
刘整向忽必烈的汇报则客观得多,他认为霹雳军是小而强。其政治清明,实行官兵民一体,首领欧阳轩也是一代明主。工农商各业蒸蒸日上,气象日新。实行均田制,耕者有其田,境内无乞丐和流民。军队纪律严明、训练颇有强度,将领也身体力行,士卒则悍不畏死,加之有十分犀利的火器,战斗力比其他宋军的战力强了不止一点半点,日后必将成为蒙军的强劲对手。
但刘整又认为,即便霹雳军据有整个巴蜀,但要北上争霸也是极难。一方面是霹雳军只是偏居一隅,土地、人口资源都有限,体量与蒙古和南宋都不是一个量级。蒙军只要将其困在巴蜀,待解决阿里不哥和临安之下,腾出手再解决也不迟。另一方面是霹雳军士兵虽然有不少来自苦寒山地的夷蕃战士,但大部分仍是身处温暖之地的山地战士,到了北方平坦而寒冷之地,其战斗力必然大幅下降。北方平坦的地形也利于骑兵行动,不必担心霹雳军北上威胁北方汉地。
对于四川的弃守问题,刘整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向忽必烈提出了编练水军的建议。他认为,宋军所长除了坚城利堡,不过水军而已。要一统天下,须得要有强大的水军。有了强大的水军,蒙军便可以轻松战胜包括霹雳军在内的南宋官军,才可能击破荆湖防线或从蜀地沿江而下直取临安。
刘整原本是金国人,后被宋军名将孟珙收入帐下。孟珙病亡后,又跟随余玠。多年的从军征战生涯,使得其不管对蒙军还是宋军极为了解。其对战局和霹雳军分析也条理清晰,逻辑缜密,有理有据,颇得忽必烈之心。刘整的建议让忽必烈心中一动,只是仍未能下定决心。至于弃守四川问题,他决定静待战局的发展,伺机而定。
不觉之中,四川战局的发展便成了影响宋蒙双方战略调整的重要因素,而当下的焦点便集中到了青居城攻防战上。此次战事两方的指挥官刘雄飞和钦察,恰恰也是宋蒙两方在四川的最高军事长官。青居之战,也成了事关两人荣誉的大战。两人都心性高傲,几日的试探下来,都觉得对方不过如此,都对获得大胜志在必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