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布犁稍微思考了一会才开口道：
“陛下，有没有可能民间用于交易的商品数量总是有限的，因此朝廷可以用来征税的也极为有限。
到了一定程度，商人无利可图，做生意的人少了，商税没有丝毫减少。
南宋就只能进一步的增加两税制的附加税，国土面积小，军事压力大，中央屡屡向地方征调赋税。
地方官府不得不以附加税等各种苛捐杂税向百姓征敛，再加上地方官贪腐，征敛的更凶。
民生凋敝之下，南宋无力应对外来武力，最终崩溃。
正如唐太宗所言，割股啖腹，腹饱身毙。”
就算大宋的商业再发达，它也是农业社会，没那么多的经济剩余。
哪有太多的税给你收，盘子就那么大点。
权贵们吃的盆满钵满，剩下的才是小民所分，一旦权贵没吃到盆满钵满，留下来给小民的份额就更少了。
南宋如何能维持住基本盘不崩？
王布犁的话倒是让朱元璋若有所思，那南明没有存续下去，也是有这个缘故喽？
朱标是有些理解的，因为他的老师们曾经教导过他。
在“商鞅变法”之后，王朝虽然以君权为核心、以土地为支撑点而建立，但它毕竟承认君主应该“为天下人位天下”“为天下治天下”的制度理想。
要是没有这一点，那政权就没有正义支持，也无法绵延不倒。
哪像元朝一样，从建立之初到灭亡都是以掠夺为根本。
成吉思汗的名言是：“天下土地宽广，全靠自己去占，掠夺别人的一切，才是男人最大的快乐。”
即使到了政权相对稳定的窝阔台时期，他也曾认为中原地区的汉人得来无用，考虑杀光，以便让草木生长，把地用来放牧。
不过大臣耶律楚材劝他保留汉人从事生产，然后向他们征税，这样一年至少可以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远远胜过掠夺或者放牧。
于是，蒙古政权在中原地区开始建立征税制度。
一年之后，窝阔台高兴地对耶律楚材说，要不是你的建议，我怎么能得到这么多钱?
所欲大元与中国历代传统政治有着很大的不同。
大元开国初的数个财政大臣，几乎都是来自中亚的商人，并无治国经验，各行省财政官员，常常任用那些号称能带来更多收入的人。
忽必烈时期，姚文龙声称可以从江南地区获得2500万两银子的财赋，于是被任命为江西宣慰使。
总之，就是谁能给朕搞来更多的钱。
朕就用谁当官。
大元对于治国的制度也就那样，很是粗糙，反正自古以来放牧那就是粗犷管理。
蒙古的皇帝很是不懂“坐寇—流寇”的区别。
靠征税的“坐寇”比靠劫掠的“流寇”能获得更多的收入。
朱元璋打出一张牌，瞧着王布犁道：
“朕就是鉴于宋元的教训，知道国家的收入建立在收商税上会过分压榨百姓，所以朕才排斥商税，重点收取田地赋税作为大明的主要来源。”
这也是黄仁宇评价的内向、保守的“洪武型财政”。
短期内缓解了大明的财政压力，但是随着时间的验证，成为大明中后期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元代财政是为了掠夺民众的财富而产生的，因此大量使用了最为便当的税商形式，并特别运用了包税制和滥发纸币这两种恶劣的掠夺手段，以至于到最后带来官民双输的结果。
朱元璋也深受其害，自然是不能放任这个教训在大明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