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礼拜就剩两天了，周五下午许南珩布置完作业，和各科老师们以及校长开了个会。
由于学校里没有投影仪，许南珩只能把他的笔记本给老师们传阅一下，让老师们看看北京本校针对支教岗的摸底考试试卷。
老师们看完试卷，起先觉得试卷难度有点高，但一番讨论后还是决定就考这一套。接下来许南珩又转述了一些和其他支教岗老师讨论的内容。
开会的地方是教师办公室，两张办公桌并在一块儿，好让老师们坐一圈。
许南珩说：“最后一点是，我们这次支教岗老师们反馈了一个统一的问题，就是学生基础太差，那么在初三阶段补基础需要太多时间，需要大量的习题和大量的背诵。但我们一致认为，可以采用高三艺术生补文化课的方式，在支教岗教初三。”
次仁老师看着他：“艺术生补文化课？你的意思是在初三这一年，把初一初二的也带着一起教？”
“艺术生补文化课，”许南珩笃定地看着他，“只为了文化课高考。所以不是带着一起重新教一遍，而是针对性的去对付考试。”
这话说出来其实有点过分了，因为初中的教材不仅是知识点，还有许多塑造学生三观的内容，甚至生理卫生课也是必要的。
许南珩这么说，是因为许南珩有着明确的目的。三千五百多公里的路，奔驰大G开过来，紧赶慢赶四五天就到了。三千五百多公里的路，要学到什么程度，山区的孩子才能到北京？
索朗措姆有些犹豫：“这样学生压力会不会太大了？”
许南珩脱口而出：“他们目前的学习压力并不大啊。”
“他们放学回家之后要做很多事情。”索朗措姆耐心地说，“做农活和家务，像达桑曲珍，她在学校里自己吃完饭之后，回家要给她卧病的爷爷做饭，还要做猪食、挤牛奶，现下要九月了，马上就要秋收，他们……”
“等一下，抱歉校长。”许南珩打断她，“我明白这里的孩子会分担家务和劳作，但现在都初三了，关系到未来啊。”
索朗措姆是个很温柔的女人，她说话总是温声的，也没有因为许南珩理想化的发言而急于反驳。她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说：“许老师，我很感激你的教学热情，我也很理解，你是北京来的，你看到这里的条件之后，你唯一的信念就是让孩子们出去。”
这话没错，许南珩教养很好。这些日子里无论是教学楼打扫卫生还是厨房帮忙打下手洗锅刷碗，即便干活不那么利索，但从没露出过嫌弃的神情，哪怕是下意识反应。
索朗措姆也是真心感激他，她接着说：“但转变需要时间，他们的父母，会说汉语的大多出去打工，不会说汉语的，就在山下的施工队做苦力，他们十三四岁、十五六岁，种土豆、挖虫草、放牛羊，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
许南珩沉默了良久。
在这段沉默的时间里，他萌生出了一丝悔意，昨天训周洋是不是训得有点过了。可能周洋只有那个时候是放松的。
而索朗措姆就是留着时间给许南珩沉默，她更明白许南珩需要消化这些信息，首都来的年轻教师，可能大数据都不会推送这些内容给他。
所以很多时候人会进入一种困境。
这种困境通常可以看做是“死胡同”，父母外出务工，是为了家里有生活费，父母不在家，子女就要照顾老小。别看周洋那样吊儿郎当，他家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全靠着他照顾。
周五下午的会议最后也没开出个所以然，许南珩怅然地躺在宿舍床上，垫了好几层的床软乎又温暖，随着时间走到八月末尾，西藏渐渐冷了，就像方识攸说的那样。
许南珩这晚很久睡不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