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一起商讨。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你只管往前冲，背后有我。”
从赵扬办公室出来，郝仁被一种无形的压力笼罩着，感觉如履薄冰。
这是一场豪赌，赵扬已经做好和过去决裂的准备，不惜重新划分蛋糕，让所有人都难受。郝仁却自觉还没有肩负起整个公司利润来源的能力，也不知道发生时，自己能不能应对。只有一件事是明确的，现在就是想退却，老板以及自己队伍里的所有人，都不会答应，只会推着自己继续往前进。
真的好难。做不好，辜负了别人的期望，压力大。做好了，拔高了别人的期望，压力更大。所以说，天降大任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苦其心志都是避免不了的。
公司里不是所有人都为郝仁的成功而感到开心，此刻，刘达喜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捏着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刘达喜今年已经40岁，和赵扬一样，是80年代较早一批加入创业大流的淘金者。干过倒卖，做过代工，能挣钱的行当，只要是能试的都试了，最终刘达喜在电子产品制造杀出来一条血路。
1998年以前，中国还没有任何本土品牌，80％的市场被酷美等世界前三国外品牌占据，剩下20％的市场则是一堆二流国外品牌瓜分。而此时，中国的手机市场已经呈现几何式的增长。1990年底，电子工业部预测，1995年预计中国移动电话将达到50万，但实际上达到了360万。后来，电子工业部又预测2000年达到800万部，最终结果是8000万部。
手机市场高速的增长背后，反应了经济社会发展对通讯技术需求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然而，本土品牌却一直缺席，将偌大的市场拱手相让。
直到1999年，政府颁发了《关于加快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严格控制移动通信产品生产项目的立项、审批，避免重复投资浪费，并将移动通信产品外商投资项目按《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的限制乙类进行管理。也就是说，只有取得信息产业部颁发的手机生产许可牌照的厂商才能从事相关生产。
随后，信息产业部向多家企业颁发了gsm和cdma手机生产许可牌照，其中包括二十多家中国本土企业，从此，中国本土品牌开始轮番登场。
而刘达喜和朋友合伙的科达技术有限公司就是取得牌照多家本土企业之一，开上了信息红利的快车道。面前是一整块肥肉，刘达喜为此搭上了全部身家，打算孤注一掷地干出一番事业。全盛时期的刘达喜，坐拥近万人大厂，并没有比现在的耀华小太多。
看着本土企业日进斗金，国外企业感到了对自己市场份额的威胁，率先打响了对中国本土手机品牌的第一枪。
整个2000年底到2001年，中国手机市场可谓血雨腥风。国外品牌以50％的幅度大规模降价，对刚刚起步的本土品牌进行高强打压。价格站一旦打响，利润和市场就变成了鱼和熊掌，不可得兼。一时之间，直接将手机品牌价格直线拉到了千元以下。
从如日中天到入不敷出也不过2年多，刘达喜成为了那个大潮过后裸泳的人，四处奔走也没能逆天改命。最后一家意图进入中国手机市场却苦无没有牌照的外资公司找上门来，愿意出钱入股挽救公司。然而，重组后的公司，刘达喜的股份稀释，不再能说上话，技术和资金都依赖外资，和对方的相处也十分憋屈。
人生的大起大落不过如此，清完债务的刘达喜选择离开自己亲手创立的公司。当然，以他在这个市场的资历以及客户关系，想要找个工作不是很难。正好耀华的销售主管因病离职，赵扬三番四次邀请，刘达喜就这样加入了耀华。
说心里话，刘达喜心里是佩服赵扬的。赵扬作为一个企业家，有自己没有的那种广阔格局和从容不迫的气度。所以，哪怕从曾经的决策者，变成听命行事的下属，刘达喜也没有感觉到太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