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元年九月前后，王巩离开徐州时，苏轼托他到京师见到王诜驸马时，请驸马爷觅祠部一两道与相知的僧人。
到了次月，王巩就给苏轼写信说，驸马爷已经答应了此事。
亳人王定民，字佐才，此人善书，此时给苏轼寄来了自己的诗作。苏轼回信时，想请他为黄楼题字，“欲寄鼠须并茧纸，请君章草赋黄楼。”
这位王定民，本是状元王俊民的弟弟，有说是山东东莱人，有说是亳人，而孔凡礼老先生比较支持后一说法，所以我们就这里就认定为后者。
至于这位王状元，苏轼还编过他一个段子：说他考中时，醉酒后坠入汴河，被水神救出，水神说，你还有三百千的口粮钱没有花销，还不能死。结果此事被一个久考未中的秀才听说，他也佯装醉酒而掉入汴河，水神也将他救出。他连忙问自己还有多少口粮没有花销，水神说，你还剩多少口粮我不知道，但如果你今天死在这里，你的那三百缸咸菜就无处打发了！
十一月初八，苏轼又带着宾客僚属去云龙山看望山人张天骥，张山人在云龙山的缺口处筑有一亭，还豢养两只仙鹤，每天早上将鹤放出去任其翱翔，傍晚则迎鹤于亭下。
苏轼因羡慕张山人的淡泊与旷达，专门为之作了一篇《放鹤亭记》。
在这篇记文里，苏轼表达了隐士们因放飞自我而得到的真正的自由。他说，迷失心性的东西，没有比酒更为厉害的了，但是，刘伶、阮籍之流却恰恰因为嗜酒保全了真性情而留名于后世。卫懿公因好养鹤而亡国，但是“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周易》与《诗经》中都拿鹤来比喻贤人君子和道德高尚的隐士。
所以，苏轼对张山人说，国君与隐士的快乐本来就不可同日而语。隐士们连迷乱心性的酒都能免疫了，更别说能亡国的鹤了！
这些惊世骇俗之谈，让张山人一时受宠若惊，惊掉下巴般问到，真的是这样吗？
后来，有人不解地问苏轼道，云龙山人张天骥无非一无知村夫，苏公却为他作了《放鹤亭记》，把他比作古隐士，还在赠诗中称其“脱身声利中，道德自濯澡”，是不是有点过了？
苏轼笑道，“装铺席耳。”
“铺席”为宋人俗语，意即“门面”。这段对话说明，即便在当时，依旧有人不曾吃透文章，以为作者在无端抬高、歌颂张天骥这一“无知村夫”。而作者的诙谐答辞则又透露出了其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消息：无非是借说山人来寄托自己的感慨罢了。
原来，此时的苏轼浪迹在外已第八个年头，不能还朝，心头难免产生郁塞之感。仕途不如意，归隐亦不能得，因羡慕山人之闲放，感慨自身之受束，便措辞巧妙地表白自己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对党同伐异的官场的厌恶与不满。
宋城县县令、秘书丞王兢（字彦履）在宋城县北的“蒙县故城”（今商丘梁园区蒙墙寺村）建有庄周祠。十一月十九，苏轼应王兢之邀写了《庄子祠堂记》一文。
庄子，本名庄周，出生于宋国蒙邑，是宋国公室的后代，战国时期哲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关于“蒙邑”的现代地理位置有多种说法，如河南商丘、安徽蒙城、山东东明等。庄周因崇尚自由而不应楚威王之聘，生平只做过宋国地方的漆园吏，史称“漆园傲吏”。庄子最早提出了“内圣外王”的思想，对儒家影响深远。
在《庄子祠堂记》中，苏轼主要表达了庄子的作品及内心深处不仅不是诋毁孔子的，反而是将对孔子的尊敬达到了极点。他的一些作品如《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应该与《列御寇》合为一篇，否则难免会让人断章取义。因为古书划分章节和篇名的加注，都是由后人来完成的，后人流传中的曲解与偏颇，并不能完全代表庄子的本意。
腊月十二，苏轼托道潜（参寥子）转致秦观了一封书信。
道潜送完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