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王夫之(注意,这个人的名字很有个性,原名就叫王夫子,别号叫王船山)说过: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烦尔。
宋神宗的出场,使得北宋的朝政跌宕起伏、波澜壮阔起来了。
当然,也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给一代文豪的炼成造就了适宜的土壤。
半个月后,得知英宗皇上驾崩消息的苏轼兄弟一行,正在夔州云安县(今重庆市云阳县云安镇)一个叫燕子龛的地方题字流连。
当时这个叫燕子龛、又称下岩的地方有个僧人,曾劝苏轼兄弟不要再往前走了,可在苏轼三十二年的生命历程中,僧人口中的“路恶见止”,对他而言实在是小菜一碟。这种些微小事,也被苏轼记在了当天的游记中流传了下来。
当苏轼兄弟载丧归蜀的船只路过丰都县,该县平都山最高顶有座的汉时始建的仙都观,随父出川时,游览过此观,仙都观又名白鹤观。
丁母忧时返蜀,由于走的是陆路,史书上关于此次归蜀的路途记载极少。但此次回乡丁父忧时,是官家派船护送下走的水路,因此,路过一些名胜古迹时,一行人也可借观览之际上岸稍事休息。
当苏轼泊舟仙都观所在的山下之时,有一道士还曾持阴长生石刻《金丹诀》,找到苏轼,以求辨别真伪,很可惜苏轼也莫之能辨,只好建议道士再见到后来人路过时多多请教,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道长您总会遇到识货之人的!
这段时间,苏轼忽然收到许安世的书信谢启,得知小许对自己青眼相加,一时间也感到受宠若惊,赶紧回了贺启。贺启中一边庆贺许状元车马旌旗之召,一边还得与许状元来共同
哀悼英宗皇帝新逝的弓剑之悲。
许状元字少张,雍丘(今河南省杞县)人。
与许状元同科及第的进士,还有苏轼少时就有过交往的彭山县老乡杨从。杨从,字存道。另外还有:
方蒙,字达源,桐庐人。
伍昊,字及籍贯无考。
治平四年丁未四月,苏老泉灵柩在二子的专心护送之下,顺利地抵达了故里眉山。
到家之后,把父亲的灵柩安厝待葬停当,苏轼就开始着手撰写爷爷苏序的行状。
行状,称“状“,是叙述死者世系、生平、生卒年月、籍贯、事迹的文章,常由死者门生故吏或亲友撰述,留作撰写墓志或史官提供立传的依据。
“行状”这一称谓如今已不多见,它有点类似于今天对某尊长的回忆性文章。
苏轼翻阅了老家里父亲此前的藏书,发现了父亲以前没有完稿的祖父生平事迹的记录,结合自己十二岁前关于爷爷的回忆以及乡亲口中的评价,先把祖父的行状补充完整,然后给曾巩上了一道简,求其为祖父撰写墓志铭。然后托同科进士邓錧,将自己完善过的行状交给曾巩来作为参考。
在家乡守制的这段时间,苏轼结识了刚刚卸任眉州丹棱县的县令赵庾(字成伯),赵庾在苏轼家乡临县丹棱县任县令期间,颇有政绩,极为百姓称颂。后来,苏轼出知杭州时,与赵庾来往密切,直到苏轼出知密州时,赵庾又成了与苏轼搭班的通判。
大家知道,知州是一州行政、司法长官,通判起辅助、监督作用,知州政令需通判付署方能生效,通判可向中央直接报告知州的言行,两者之间虽有品秩之差别,但互相并不隶属。说得再白一些,通判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用于监督知州的。
但是,苏轼却与赵庾很能合得来,苏轼心直口快,与人常常直抒胸臆,常常被别有用心的小人抓住把柄而被诬陷。但赵庾也是一位没有城府、心胸旷达之人,所以做事勤勉、一心为公的赵庾自然就成了苏轼长久的的朋友。
九月十五,苏轼在弟弟苏辙得自河朔(古时候泛指黄河以北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