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意为朝廷出力，主要就是地势太险要，而朝廷的征发、收税，又没有充分考虑他们的运输之苦。
比如很多时候征粮，不仅要当地交上来那么多粮食，还要他们自己运到指定的地方交。虽说一郡的征收，往往只在本郡内交付，或者最远送到邻郡，不会让他们千里转运。但是，以蜀地的险峻，这几百里的损耗，也够百姓额外付出至少倍增的精力、物力了。
我与家兄商议之后，便觉得，若是能让益州百姓专注于产出物产、而少承担运输之苦。或是让专人只负责运输、不用缴税，如此分工明确，则能既不增加百姓负担，又不误农时，还减少了流散无业之民。
然后，朝廷可以给运力单独定一个计入徭役、税赋的折价标准。让某些特定地方的百姓，可以在选择纳粮、缴钱和服徭役之间选择。比如每年该缴的田赋粮食，如果翻倍缴，当年就免除徭役。又或者交丁税算赋时按五倍缴，就可以把纳粮和服徭役都免了。
另外，如果是山区郡县，需要把纳粮陆路转运的，可以定一个价，把当年缴纳的粮食陆运二百里，就折抵当年徭役，不管当地承运粮食的人用什么手段，还是百姓自行组织，只要把粮食运到朝廷指定的地方、运够距离，当年就不用另外服役了。
水运的话，也可以定个价，但一般水运比陆运廉价至少十数倍，那把当年纳的粮食正常水运三千里，才能折抵当年徭役。如果遇到长江三峡等险阻需要拉纤夫的、或是汉水逆流航运需要拉纤夫的，这些险阻河段都可以翻一定的倍数计算折抵。
比如在长江三峡、拉纤逆行一百里水路，折抵正常航行一千里水路的徭役。这些数字具体还能商议，后续如果能在个别郡县先试行，再根据实情斟酌损益便是。”
诸葛亮一番话，洋洋洒洒说了不少，刘备和庞统都听得略微有些懵懵懂懂，也就鲁肃勉强能跟上节奏。
至于诸葛瑾，当然是毫无理解难度，这里面相当一部分内容，本就是过去一个多月，他和二弟互相启发时，他拿后世的法度教给二弟的。
当时，诸葛亮提到蜀地转运困难、百姓苦于徭役，诸葛瑾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唐朝的租庸调法。
在徭役很苦的地方，允许百姓选择花钱花粮食替代服役，本来就是一种善政。
汉朝的成法，以及历史上后来魏晋六朝一直到隋，有一个比较大的弊端，就是每年繁琐的交钱、纳粮、服徭役，百姓每样都得上，不能专注于其中一项。
按照后世的社会管理理论，比如亚当斯密《国富论》里众所周知的“社会分工带来效率”，如果一个人能够专注于做一项工作，他肯定会做得更精，更专，做的过程中损耗浪费最小。
擅长种田的，就专注于种田，把种田手艺练得更好，那肯定比种几个月田后就去挖河拉车更有效率，什么都干的结果是什么都不精。
人口劳动力富余之后，需要那么多的劳力去拉车跑船，那就培养专业的、一年四季都拉车跑船的人嘛，这样生产力肯定会有所发展。
当然，汉朝以及更早的时候，之所以不能这么干，肯定也是有其道理的，有历史和生产力的局限性。
刘备手下能人不少，擅长内政算计的也大有人在，此刻屋内众人中，鲁肃就是其中高手。
所以鲁肃很快意识到一个问题，连忙追问：“孔明之策、让农夫专注耕作，让车夫水手专注运输，各自干好本行折抵田赋/徭役，固然是好。
但自先秦以来，及于本朝，之所以一贯要百姓服徭役，而不是多纳粮缴税，那也是符合自然之理的——百姓务农，自然有农闲之时，闲着也是闲着，那两个月如果不服徭役，反而让百姓多缴钱粮来折抵，他们也交不出来啊。
而且先秦之时，也就是商鞅之前，没有如此成法。当时一旦农闲，乡间小民以豪强宗族为依托，为了争夺水源也好，别的什么也好，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