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比出世界最佳酒店排行榜，第一为怡和集团的文华东方酒店，第二为嘉道理集团的香港大酒店，第三便是香格里拉酒店。
郭贺年任香格里拉酒店集团主席，经过十多年发展，该集团在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地兴建和参加管理的酒店达二十余家，形成庞大的“香格里拉五星级系”酒店王国。
郭贺年同样也是香港的地产巨子，郭氏兄弟公司与林绍梁家族的第一太平、黄廷房家族的信和等集团，联手发展永安广场、南洋中心、幸福中心等大型物业。
1983年，郭氏中标夺得屯门一幅四百四十一万平方英尺的土地，用作兴建游艇会与豪华住宅，由此也可以看出郭贺年深谙“人弃我取”的道理。
当然郭贺年这样大肆投资外地的行为也可以称之为走资，不过是对于东南亚而言的。
郭贺年、林绍梁等一大批东南亚华商巨富的海外投资，引起所在国及全世界的关注。
有人把香港走资，简单地归结为“恐北症”。那么东南亚各国华商走资为的是哪般？他们海外投资，为何把香港作为重要基地？
究其原因，梁博涛认为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一家公司达到相当的规模，必然要走多元化、跨国化的道路。这是经济规律所然，人们可从欧美日的跨国集团的形成发展，得到证实。
其次，华商在所在国，并没有大多的安全感，他们的“自卫武器”，只能是“不可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的投资法则。
西方有不少经济学家，把居留海外的华商与犹太商人相比较，善意地称他们是“东方犹太人”。
东南亚的个别土著社团，则诅咒华人华商是东方犹太。
犹太民族是一个勤劳智慧而又多灾多难的所在国少数民族。
犹太人善于经商，富裕程度高于当地居民，从中世纪以来，犹太人一直是当地居民仇视攻击的对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反犹排犹情绪并非只存在于德国，整个欧洲亦如此，只是德国**采取惨无人道的暴力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才受到各国的同情。
从本世纪中起，东南亚各国的华人情况大致与犹太人相仿。
除新加坡外，华人在当地属少数民族，却是最富有的民族。
在印度尼西亚，华人仅占总人口的 3％至 4％，却控制了该国的经济命脉，华人拥有七成的私人本上资本，印尼的二百家大公司中，华人占一百六十家；泰国的华人，占总人口的10％，却控制了四家最大的私营银行，华人亿万美元富豪列入排行榜的有 47位，最后一位富豪资产有2亿美元；在马来西亚，历年来，前三位富豪均为华人，郭贺年家族迄立二十多年不倒。
美国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指出：
“无论是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或越南等地，跨越疆界的投资者皆是华裔，而不是日本人。然而这些成果并没有使华人受到欢迎，充满企业经营理念的少数民族，皆是各地煽动者在任何时候信手拈来的攻击目标。”
“1965年，印度尼西亚党政变流产之后，数以万计的华裔被杀；1975年，越战结束后，北越占领南越，而使数十万华裔被放逐或逃离南越。1969年，吉隆坡发生排华暴动，因此在七十年代初期，马来西亚政府便将带有种族歧视的‘配额制’法制化，来保障大多数马来西亚人。
“这类行动到今天仍蔓延着，例如印尼禁止设立华文学校，公共场所禁用华文，并要求华裔改用印尼姓氏等。
因此，东南亚华商的走资潮，既是经济规律所致，又含有政治因素——即使一些华商巨头跟政府首脑关系密切，但政治千变万化，他们不能不为后代着想。
既然要海外投资，就要选择最佳投资地。梁博涛又总结了东南亚侨资把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