辈子不会认识安子介，更不会成为生意合伙人。
安子介比周文轩稍大，1912年出生于沪上的世家，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
1938年，在商行任高级职员的安子介，携妻子儿女逃避战乱来港。安子介先后在香港的银行和贸易行做事。
安子介回忆道：“我当时像海洋中被大浪冲击着的一粒谷子。大浪把我冲到哪里去，我就在哪里着陆。以当时的年纪来说，这也是一种冒险。”
1948年冬，安子介带着家小及细软，再次来香港避风。
安子介和一些沪上朋友，创办了一间贸易公司。
从1949年初起，迁港的内地移民势如潮水。香港充斥南腔北调，除百年不衰的粤语外，最易闻及的是吴语。
沪上人多凭着吴语而互相结识，在异地他乡，局势纷乱之中见着老乡，自然格外亲切。”
沪上人常常聚集在一起，谈起国事家事及眼下的处境。周文轩与安子介等人，就是在这种场合认识的。
原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唐翔千曾回忆道：我们在沪上都还算体面人物，来到香港，除了一双手外，几乎什么都没有。香港人满为患，物价飞涨，我们只能租简陋的房屋住，为衣食忧愁。香港的本地人，把种种不是归咎于内地人，内地人遭致歧视，也是难免的。不过广东人这点好，你干事业他们不会拆你的台，大家公平竞争，不分南北东西，这便是香港。
当时安子介这个圈子，有唐翔千、周文轩、周忠继、张叔成等人。他们原在沪上，都只是一般的有产阶级。周文轩说：“我们在拥有花园住宅的香港人面前，简直就是穷光蛋。”
大家聚一起排遣心中的忧患，宣泄对现实的不满。排遣也好，宣泄也好，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生存下去。
他们自然想到纺织业，这似乎成了沪上人的世袭领域。
他们中间，只有周文轩曾在沪上的染厂做过化验员，算是一个专业人员吧。
就凭这一点，大家聚股在青山道开设华南染厂。安子介做董事长，周文轩做总经理。
他们也是那时与陈廷骅正式有交往的，染厂从陈廷骅的南丰纱厂购进棉纱，染色后，再卖给布厂织布。
染厂是吃水大户，纺织业的业主皆视染厂为险途，周文轩回忆道：“那时，开业要经过一番困难，因为香港缺乏饮用水，我们要泵取山水，才能解决困难，有时候，由于担心染厂无水供应，睡梦中也会惊醒。”
报告指出，当今的香港沪籍巨富，会发现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是老沪上的世富豪门。
来香港的沪上大亨中，有这么一类人，坐吃带来的资产。他们除了偶尔涉足炒股炒金外，绝不染指实业。
他们不相信这个世界，认为积攒财富终究会剥夺殆尽；他们对香港的地位持怀疑态度，不指望在香港东山再起。
显然，即便他们带来的是一座金山，也会坐吃山空。
然而，大部分老牌资本家仍兢兢业业在香港重新创业，他们资本雄厚、经验丰富，还带来一批贴心的专业人才。但是，他们最终挤入亿万富豪行列的，寥寥无几。
其实从陈廷骅、周文轩、安子介等人的发迹史中，或许能找到部分答案。
陈廷骅作风稳健但不保守，他看好棉纱市场，千方百计融资，不怕负债扩大规模。
南丰纱厂创立之初资本额才六十万港元，1956年投产时，环锭不到六千个。
到1960年，南丰的环锭逾五万个，资本额为六百万港无，数年之间就膨胀10倍，一跃成为同业的大哥大。
陈廷骅始终咬着世界新技术潮流走。1970年，国外发明“空气纺锭”，效率比传统环锭快几倍。陈廷骅大量购入空气纺绽，不惜淘汰旧机器。
1979年，南丰月产棉纱达到一万六千包，为创建之初的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