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朋友常聚一块，商议生计与出路问题。其中两位在沪上银行的旧同事与包玉钢意见相同。
于是大家合起来成立一家四人联合公司。
寻找写字楼千辛万苦。正好一家公司在皇后大道中华人行租了一套写字楼，后又付不起房租，便挤出一小间给包氏四人公司。
包玉钢曾回忆道：“四人挤一起，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一个人要开抽屉，另一个就得站外面去腾出空位。”
四人公司寄人篱下，连挂牌子的地方都没有。
如不是包玉钢日后成为商界巨擘，当时及以后的普通香港市民，永远也不会知道曾有这么一间四人公司存在。
他们默默无闻地做中国的土产买卖，生意还算顺利，但都是薄利生意，未显示出大的突破。
韩战爆发，这对香港经营内地生意的英商来说，不啻是晴天霹雳；对与内地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华商来说，又是天赐的发财良机。
并不是所有加入偷运“违禁物资”到内地的人都一夜暴富。像霍鹰东这样，由布衣一跃为巨富的算异数。
一部分人赚得盘满钵满；一部分人小本微利；还有一部分人船倾货淹，甚至断送性命。
因素是多方面的：运气、胆量、航线、货色。一般说，航程愈远愈赚钱，于是就有人九死一生，把船开到辽东半岛与北韩；同时，违禁的物资中，与战争愈密切，暴利愈大。
银行家素来保守稳健。四人公司的四位老板，都出自银行业，作风难免保守。
他们从欧洲购进化工原料、铸铁锭、轮胎等一般性的战略物资，通过第三国或中立区葡京再卖给别的商人。
其他商人装船运往内地，与有关部门发生直接关系。显然，盈利大的是后一类商人，但风险也大。
包玉钢等人不求暴利，但求平安。由于量大，赢利也比较可观。
韩战结束，这种“猪笼入水”的生意嘎然中止。
四人公司便改做民生生意，从湾湾购来食糖；再交一间公司卖给内地。
韩战期间，由于业务的扩大，包氏家族的成员不断加入公司。
人员扩充了，生意却缩至食糖一项，包氏父子都非常焦急，于是就萌生出去内地开辟生意渠道的念头。
包玉钢在沪上市政府的银行做过“大官”，包兆龙决定自己去，以民间商人的身份重访沪上的商界朋友。到了沪上，那些老友噤若寒蝉，唯恐避之不急。
包兆龙说好了一有好消息，马上与家人通电讯。连等几星期，包兆龙杳无音讯，一家人都十分焦急，又不敢贸然去沪上。
“这么说来，内地不需要我们跟他们做生意了？”包兆龙三子包玉星问道。
“是的，父亲！”包玉星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