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从衍就读于沪上东吴大学法学院，求学期间，与同学倪亚震结为亢俪。赵从衍毕业后，在上海做律师。
1940年，日伪对律师重新注册登记，赵从衍为示“抗议”，放弃律师业，投入商界。
最初与一位英商从事进口香烟业务。日军偷袭珍珠港，英美与日本成为敌国。英商离沪流亡，香烟进口业务嘎然而断。
赵从衍与友侪开办船务行。他们没有船，仅是代理——为货主联系船只，又为船主招揽货源，从中赚取佣金。这便是赵从衍的航运启蒙学校。
上海收复，中原大地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物资极为匾乏。
日占期间，上海留下大批物资，远东各处，亦有战争剩余物资运来上海。
赵从衍见这是一宗好买卖，便倾其多年积蓄，购买一艘二手洋轮，取名国星号。
赵从衍既是船主，又是货主，一石二鸟，财源广进，到1947年，已跻身千万富豪。
当年百万富翁已是非常了不起，赵从衍三十出头就有千万身家，在富翁云集的上海滩亦不多见，以市值论，相当今天的数亿。
赵从衍马上大举进军房地产，购下的物业竟有数条街之多。好像赵氏是开国家银行的——他那艘国星轮就是“银行”。
1948年冬，红党气吞山河，锐不可挡。赵从衍安排太太带幼女乘飞机去香港，然后带四个儿子乘自己的船去香港。赵从衍选择了中立的香港为避风港。
赵从衍的儿子赵世光回忆当年的情景：“当时父亲告诉我们要到香港度假去，谁知一去便是几十年，而且是在香港落地生根。当年，我们乘搭的那艘轮船体积庞大，大约有三千到四千吨，俨如巨无霸一样，至今我仍然历历在目。”
赵从衍带出的唯一家当是国星轮。国星轮三千五百吨级，是当时比较大的海轮。赵从衍便把国星轮当主，作为家庭赖以生存的唯一财源。
逃港的上海人，都说赵从衍是个聪明人，带来一笔“会走动的资产”，来到香港便衣食无优。
和所有来港的上海人一样，赵从衍陷入人生地不熟的困境。为了揽货，赵从衍把运费压低，却又遭到同业的谴责。
赵从衍见逃港的上海人愈来愈多，估计一时难回上海，便在港庄册一间华光船务公司，雇用一名粤籍的香港人帮他揽货。
“有船就是印钞机”——当年为韩战运载货物的船主、货主均这么说。
然而，利润大，意味着风险大。港府对内地实行禁运，要闯过香港海关这一关，已是不易。
过湾湾侮峡，果党军队为防红党攻打台湾，在海峡布水雷。
愈接近辽东半岛和北韩，危险愈大，若遇到漂亮国巡洋舰，不是被扣留，就是被击沉。
船毁人亡、为之破产的船东大有人在。
国星轮跑过短暂的险程，盘满钵满的赵从衍便适可而止，开辟至日本横滨的航线。
韩战使日本经济绝处逢生，由于地理的原因，日本成为漂亮军的后方基地，日本产业界获得大量的战时特需订单。
日本工业化路子与香港一样，都必须依赖海外的原料市场。远东大闹船荒，国星轮不愁货源，运费虽比跑“险程”低，盈利仍十分丰厚。
赵从衍把盈利投入购买二手船，渐渐拥有一支可观的船队。到五十年代未，华光船务到日本订造新船，然后慢慢的把老船淘汰。
随着船队的庞大，赵从衍渐渐放弃全船揽货经营的单一方式，将一部分船只租赁出去。
赵从衍的做法是：假设这艘船的建造借款是一千万，每月连本带息要还五十万，但月租金收入有一百万，除了还本息，还有钱赚，大约两年赚回一条船。
赵从衍对赚钱锱铢必计，精打细算。
赵从衍说：“港督府规定船只必须每年入船坞接受检查一次，若船员在船只进入船坞前便维修妥当，船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