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含糊。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朱瞻基接到消息后并未封锁，消息很快传入城中各处，以讹传讹，从“不豫”变成了“驾崩”，谣言歪打正着，反成了预言。
无论如何，朱瞻基这时在南京已经不能待下去了，他必须立刻返回京城。这时太子身边的幕僚劝他说，这是一个敏感时期，必须小心，最好待护卫部队齐备了再返回。还有人建议，不要走驿路官道，最好从偏僻的小路迅速北上。
从这些提议来看，这些幕僚应该预见到了某种危险，而且就在归途中。但朱瞻基拒绝了这两个提议。无论是整齐兵马还是走小路，都太耽误时间。他这样说：“君父在上，天下归心，岂有他心？且予始至遽还，非众所测。况君父召，岂可稍违！”
朱瞻基到底是跟随朱棣打过仗的人，颇有决断。他认为自己刚到南京，即刻返回，这种反应速度远远超出别人预料，根本反应不及。朱瞻基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尽快归京是最重要的，多高的风险都得冒。
至于这个风险是什么，朱瞻基没明说。《实录》里只说他“遂由驲道驰还北京”。驲道即驿道，但究竟是走水驿、陆驿还是水陆交替，实无可考。但在《明史》的《朱高煦传》里，却记录下一个充满戏剧性的细节：“未几，仁宗崩，宣宗自南京奔丧。高煦谋伏兵邀于路，仓卒不果。”
汉王居然在半路设下伏兵，打算把自己这个侄子干掉。只因为朱瞻基的行动速度太快，这边仓促间未能合拢包围，才让太子逃出生天。由此可见，东宫幕僚在南京的劝谏，是有原因的，而朱瞻基果断行动，是何等英明。
只可惜史料不全，到底汉王是在哪里“伏兵邀于路”，又是如何“仓促不果”，只能让我们自己去想象了。这也是这本的灵感源头所在。最早是常江老师觉得这一段大有文章可做，讲给我听，我用一个我考证出来的西汉故事跟她做了交换，才开始了朱瞻基的大冒险。
朱瞻基躲过了汉王的伏击之后，在六月初三抵达良乡。在这之前，洪熙皇帝的尸体一直停在紫禁城中，秘不发丧，等候着他的到来。很快一干大臣赶至卢沟桥，捧遗诏迎候太子。太子在香案前几次哭至晕厥。
接下来，就是一步步的常规操作，再没出什么意外。朱瞻基顺利登基，定年号为“宣德”。
不过《实录》里特意提过一句：“大行皇帝上宾，外间稍稍有闻时，上未至北京，喧传高照，欲举犯阙，人心讻讻。及上还始定，而京师戒严已久。”
可见在朱瞻基返回之前，京城地面并不太平。无论是“喧传高照”还是“欲举犯阙”，这都是相当严重的行为，尤其是在京师戒严的前提之下，谁有权力和资源搞出这么大动静？《实录》未提，但明眼人都知道。
因为，这件事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朱高煦早在永乐年间，就一直蠢蠢欲动，简直要把“谋反”挂在脸上。他不是坑陷大臣——比如解缙即死于他的谗言——就是嘲弄哥哥朱高炽，还私养军队，杀害地方军将。最后连他父亲朱棣都受不了了，将他废为庶人。多亏了朱高炽求情，他才恢复了藩王身份，但被徙封至乐安州，不得出城。
朱高煦的野心并未因此停息，他派自己的儿子朱瞻圻在北京，随时监控京城动静，经常一天送出六七份情报。尤其是朱棣北征之后，他更是派遣了许多党羽潜入京城，看是否有可乘之机。所以当朱棣死于北征时，杨荣如临大敌，秘不发丧，直到太子朱高炽迎到棺椁，方才放心，这正是为了防止朱高煦父子搞出什么小动作来。
后来朱高煦杀了朱瞻圻的母亲，父子失和。朱瞻圻向洪熙皇帝举报朱高煦的种种恶行，而朱高煦也不示弱，亲自跑到北京来，举报朱瞻圻在京城私窥朝廷的恶行——这一对父子，真是够奇葩。洪熙皇帝哭笑不得，说“汝处父子兄弟间，谗构至此，稚子不足诛”，把朱瞻圻远远打发去了凤阳守皇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