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情况。”
“康熙朝前期和西方的交流主要通过传教士，当时来中国的的主要是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们代表欧洲反宗教改革的保守势力，这些传教士来中国，是在欧洲早期殖民国家开始极力向海外扩张的背景下发生的，他们不光代表着罗马教廷，还代表着他们出身的国家，换句话说，他们就是罗马教廷和西方国家扩大势力范围的工具，而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中国传播天主教，让尽可能多的中国人信奉天主教。”
“但是吧，大家也知道，咱们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文化背景、道德观念、语言礼俗等各种方面都和欧洲不同，想来咱们这儿传教，传的还是和咱们的传统信仰完全不同的宗教，难度堪比上青天。”
“佛教几千年前穿过来，那时候我们本土的宗教还没发展成形，此后尚且还有三武一宗灭佛，第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民间信仰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说句毫不心虚的话，在当时那个年代，我们的文化比他们的文化更加先进，所以教会和西方国家那套高高在上的传教路数在咱们这里根本行不通。”
“所以啊，最开始的那些传教士就想了个办法，就是先打入上层，引起士大夫还有皇帝的注意，只要上层人物支持，他们的传教之路就能顺畅不少，除了迎合上层人物的喜好，他们还努力的从天主教教义和我们的儒家学说之间寻找共同点，也就是所谓的‘适应策略’。”
“‘适应策略’是由咱们的强大国力决定的，简单点来说就是想要在中国办事儿必须符合中国的要求，不然哪儿来的回哪儿去，我们不缺那点东西。”
“传教士为了传教的需要，将不少西方的科学技术带到了中国，这些科学技术虽然不是西方当时最先进的，但还是给中国的知识界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刺激，也就是后来所谓的‘西学东渐’。”
“与此同时，那些传教士也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向欧洲介绍中国的历史地理、政治制度等等，形成了所谓的‘中学西传’，引起整个欧洲思想界的震动，后来被京郊研究院吸纳的那些西方学者，有不少都是从传教士那里得知东方现状，然后兴趣越来越深，有些传教士甚至成了当时的汉学家。”
“但是，从现在的角度来说，传教士并不是东西方交流的最佳媒介，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传教，而不是推动文化交流，这一点在后来礼仪之争的时候凸显的格外明显。”
“大家可能都知道，欧洲的宗教在几次改革之后权利和影响力越来越小，世俗王权和教权的争斗从来没有停过，康熙年间，罗马教廷的教皇克勒芒十一世面临的就是教会日薄西山的局面。”
“罗马教廷风头最盛的时候，王室成员见到教皇要行吻脚礼，教皇的权利更是大到能够废黜国王的王位，不过那种盛况在克勒芒十一世之前就已经结束了，到克勒芒十一世当教皇的时候，教会已经没有办法控制欧洲的皇室。”
“克勒芒十一世迫切的想要恢复教廷的权威，只是能力不足，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而和仅剩的几个支持者反目成仇，于是，他就盯上了已经被打开大门的中国，企图利用中国来解决困境。”
“我们中国地大物博，西方不少国家都希望和我们发展外贸，如果宗教势力渗入进来，很有可能借此掌握当时中国贸易的对外发言权，克勒芒十一世打的主意很好，可惜他们遇到的是咱们的千古一帝康熙帝、还有那一群脑袋瓜超乎寻常的王爷们。”
“耶稣会的传教士开了个非常好的局面，但是克勒芒十一世一封信直接回到原点，他给康熙皇帝写了封挑衅的信，信上附了罗马教廷对□□的《禁约》，大概意思就是，只要入了他们教会就不能祭祀孔子，甚至来连家里的祠堂都不准进，婚丧嫁娶所有事情都不准参加，在祠堂门口站一会儿都不行，家里也不准放祖先的排位，咱们几千年的礼教能让他们这么羞辱吗，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