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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元期曾经说过,杀鸡儆猴不一定能吓得住猴,但是杀猴儆猴就一定比杀鸡更能吓住猴儿。
比如代代割地赔款的螨清一十二帝,就因为人家敢杀敢砍,拿着那些犬儒不当回事儿,所以人家有哪个不是明君圣主?
户部右曹员外郎庄成益曾因多次劝说史庄庸早日宣读告示,以致于史庄庸后来都不再带着他一起参加宴饮。
但是此时此刻,望着刑场上死不瞑目的两颗人头,尤其是史庄庸的人头眨眼睛的那一刻,庄成益心底就只剩下的无尽的庆幸,庆幸当初自己没有跟史庄庸搅和在一起,要不然多半也会和史庄庸落得一样的下场。
高台上,赵桓厌恶的瞧了两颗人头一眼,然后又站起身来,高声道:“朕乃大宋官家赵桓!
朕派人来重造鱼鳞册与黄册,可不是为了收大家伙儿的税,而是朕想知道,到底还有多少百姓没有土地!因为,朕收回了燕云十六州,那么多的土地,总得有人去种才是!”
瞧了瞧台下神情各异的百姓,赵桓深吸了一口气,又接着说道:“愿意去的,给地!给牛!给农具!给种子!给钱!不愿意去的,不强求!”
……
有了胡文山和史庄庸的例子在前,尤其是某些士绅直接被全家发配奉圣州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就变得顺利无比,重新调过来的御史不仅在城中反复宣读了重造鱼鳞黄册的告示,还让熟悉当地情况的衙役们带着,跟庄成益一起深入到每一个村子里面去宣读告示,统计田亩和丁口数。
直到这个时候,赵桓才彻底的认识到自己当初想着不管民间土地兼并的想法到底有多可笑,也彻底认识到大宋的田制究竟有多混乱——或者说,大宋根本就没有田制!
“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已成俗”、“人户交易田土,投买契书,及争讼界至,无日无之”、“千年田换八百主”、“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人家田产,只五六年间,便自不同,富者贫,贫者富。”
基本上就是有钱有势就能随便兼并土地,朝廷根本就不会过问。而更让赵桓感觉服气的是随意买卖土地不止体现在民间,甚至连大宋的朝廷也是这么玩的:
“朝廷拓地,譬如私家买田,倘无所获,徒费钱本,得之何益?”、“田之未垦者,募民垦之,岁登所取,其数如民间主客之例。”
没错,朝廷开荒要好处,得跟民间地主收佃户的租子一样收租,要不然朝堂上的大佬们就会因为没有好处而反对。
更有甚者,神宗熙宁七年时的大宋全国垦田共有四百四十五万余顷,而当时共有各种官田四十四万七千余顷,仅占十分之一,到王安石变法,因推行出卖官田政策,官田所占比例甚至直接降到七十五分之一。
频繁的土地交易带来的是大量的资金流动,就像那个一泡狗屎创造了一千万gdp的笑话一样。而地方的官府却在大量的资金流动中收税收到手软。
但是!
官府手中没有足够的官田,就没办法掌握土地的定价权,甚至还会失去对于土地分配的话语权。
而任何一个王朝,只要不是遭遇特大规模的天灾或战争、瘟疫之类的,人口在建国初期都会经历一个爆发期,然后再慢慢的进入平缓期。
当官府失去了土地的定价权和分配权之后,慢慢成年的新增丁口就会面临着分不到田地的局面,对于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古代社会来说,这就是一种隐患。
大宋频繁到一年两次的造反,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造成的,因为百姓活不下去就只能想着杀官造反受招安,而大宋的朝廷也乐得收编那些叛军去当炮灰送死。两者之间甚至出现了一种诡异的平衡。
这很不对劲。
虽然说一时收税一时爽,一直收税一直爽,可是如果这税是拿着大宋的未来去透支,那可就是大大的不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