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机关，以免越描越黑。日后万一在立案阶段，公安局对我采取强制措施，而到了法院判案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据此翻过来的。第二，我要家里分别保管的材料，就是日后辨别我在业务活动中有罪无罪的根据，家里一定要妥善保管好。譬如：材料要不要提交给政法部门？哪些材料要提交？提交给哪个政法部门？什么时候提供？以什么方式提供？是给原件还是复印件？等等，都是很有学问的、很严谨的，一定要听我的。总之，现在就是要保管好。第三，我现在之所以避开公安局，主要是对公安局的意图没有搞清楚，避免他们的过分纠缠。如果他们心无杂念，专心办案，那么，我写的那个东西送给他们了，就可以搞清楚是非了，充其量再要求补充一点证据就能过去；如果他们想利用办案的机会捞取银行清收两呆贷款的巨额奖金，那么，在冠冕堂皇的表象和借口下，这事就会变得很复杂。我不是对公安干警没有信心，说实话，‘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会有。’这点，不能不防。第四，正因为如此，我们要保持与纪检监察部门的联系，万一深圳公安局有关人员明显表现出借办案之机牟取个人利益，甚至违法办案，此时，我们就要毫不含糊地把事情亮到市纪委、市委乃至省里，要求对当事人严惩不贷，绝不妥协。这时，你老人家就要在第一时间约见市纪高官和市高官，把问题摊到桌面上。第五，事实上，深圳三八股份有限公司的贷款纠纷案，连公司诈骗案也不成立，充其量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为什么这样说呢？根据有两点：首先，无论是当年的庄宇、陈作业班子，还是后来的王显耀、陈作业班子，都对三八股份公司有着很深的偏爱，究其原因，就是银行不得不求助于三八股份公司组织存款，以摆脱自己的困境。其次，正因为如此，当银行把三八股份公司推向法院起诉的时候，作为被告代表和抵押方律师的申公豹反复说：‘这是一宗经济诈骗案，要求依法予以刑事立案。’但是，法院并不这样认为。而市民银行的法律处的那么多律师和法律专业工作者，也不为所动，既不认为三八股份公司贷款是诈骗案，也不对抵押无效提起上诉。这说明什么呢？就是没有根据说这笔贷款是因为诈骗才放出的。我可以这样说，在依法处理整个三八股份公司贷款案的过程中，原则上我都是回避的。而现在的湖贝支行的副行长陈山石也知道，法院一般在审理案件时，发现刑事的已经追加刑事处置，或者刑事优先，立案再审。一旦民事判决生效，才节外生枝说该案是诈骗案，通常是不能容许的。而这个案子，法院于1997年中下判，已经执行了六年，市民银行眼看没有抓到什么财产，才向公安局报诈骗案，是不行的。第六，现在看来，若政法机关判我们这些贷款经办人的渎职罪，看来也是不可能的。我刚刚与庄宇通了电话，公安局并没有就三八股份公司的问题与他联系。而他是法人代表，要说渎职的话，他首当其冲。若他都没有事，我这个信贷经理上有当法人代表的老总，下有经办信贷员，加上还有银行与企业本身的奥妙在里面，所谓‘渎职’，便不见得有我多大的责任了。”
樊吉祥静静地听完夏天的叙说后，对夏天说：“好，你这样一说，我心里有底了。你放心，我会做小婷的工作。”
夏天说：“这几天还是要提醒樊婷：注意家里的电话，看有谁打进来。必要时拨回去，看对方怎么说。”
樊吉祥说：“你放心，深圳这边一切都很好，生意也在继续做着，今天还说插了四个花篮，卖了几束花。罗小丽也确实帮了大忙，不错。你自己多保重。”
夏天说：“谢谢岳父鼎力相助。挂了？”
“保重！挂了。”樊吉祥放下了电话。
十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在深圳公安经侦分局的一间办公室里，带着近视眼镜的李景宽处长正在全神贯注地审视着部下送来的有关深圳三八股份有限公司涉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