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哥立冬是我五大爷五娘的第一个儿子，他比我大三岁，我和他接触的很少，小时候我虽然经常去他家，可他很少着家，因此除了他的长相外，对于他，我是模糊的。我印象中，他一直是很忙碌的样子：在家吃饭，半拉屁股挨在炕沿儿，匆忙地扒拉几碗就出去了，端起茶缸喝水，忙不迭地吹着茶沫，大灌几口又跑了，到我奶奶那屋去问候，也是即进即出，不多呆一分钟，即便他啥也不干，也感觉他总是心神不宁，一刻也坐不住的模样。长大后我回故乡看望我五大爷，偶尔在家遇见他，他也只是站住脚步，匆匆和我客气几句，又匆匆离开，仿佛整天都有天大的事情等着他去处理，其实我知道，他最是闲人一个。算起来我俩有近三十年没有见过面了，要是现在迎面走在路上，我想我们肯定都认不出对方了，时间不只是拉开了长度的距离，更是拉开了记忆的距离。
说起来我立冬哥是我们老佟家这些个孩子中读书最多的，别看他经常不着屋，也别看他总是淘气惹事，但他会学习，他十八岁就大专毕业了，他是我们所有兄妹中第一个取得文凭的人，这很让我五大爷骄傲了一段时间。我立冬哥毕业后，很快就分配了理想的工作，也很快，姑娘们就围在了他的身边，喜的我五娘像我奶奶当年看我五大爷那样乐的合不拢嘴。假使没有那件事的发生，我想我五娘很快就当婆婆抱孙子了，可是，事情就那么发生了，谁也没有想到：
一九八六年，我立冬哥十九岁，秋季的一个晚上，他下班往家走，路过我们小城的八门市场，八门市场是他回家的必经之地，市场很拥挤也很热闹，吵吵嚷嚷的人潮中，他听见了立秋的声音：
“大叔，你这秤不够。”我五大爷的小儿子立秋正在一个摊前买苹果。
“咋不够，高高的，五斤还多呢。”卖水果的是位看上去像四十又像五十的中年男人，黝黑干瘦，旁边他的儿子，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拿着一把小刀正在切香瓜。
“真没够，我敢打赌。”立秋说，可能是男孩子普遍发育的晚，十五岁的立秋还像个嫩黄瓜，瘦，弱，小。我相信立秋的话，要知道我们老佟家早先是干什么的，我们老佟家曾经可是我们小城唯一一家当铺的拥有者，干的就是辨别真伪少两不缺斤的买卖，聪明的智商是会遗传的，我们都长了一双火眼金睛，更何况我八叔还是我们那里有名的木匠，他最早就是做秤起家的，我五大爷和我七叔做起秤来也是信手拈来。我奶奶家里有各种各样的秤，圆盘儿的，长盘儿的，木杆的，台案的…我们从小就是拿着秤玩到大的，几乎是看一眼就能知道其中的门道，所以立秋说着这话时伸手又拿了两个苹果，准备装进网兜里。
“你干哈？”卖水果的见状夺了回去。
“你没给够秤。”
“没那事。”
“就是不够。”
我立冬哥就是听到这儿走过去的，“咋啦？”他问。
“哥，他这秤不准。”
“咋不准，谁说不准，不准我赔你五斤。” 卖水果的大声地说。
“再添两个。”我立冬哥说。
“不添，指定够了。”
“添不添？”
“不添。”也许是因为激动，也许是因为秋夜有些凉，卖水果的时不时的咳嗽着。
我立冬哥和立秋就这样和卖水果的你一句我一句的争执起来，一方年少气盛，一方固执己见，双方杠到了一起，互不相让，声音越吵越大。看热闹的人，很快拥了上来，起哄的，扇风的，点火的，把他们围了个密密匝匝。小城的闲人，多，且好奇心极重，巴不得把他们看见的任何一次街边争吵都变成激烈的影视武打，以供释放他们体内多余的无处宣泄的荷尔蒙。他们唯恐眼下不乱，因此喝彩不断，立秋就是在众人大声的哄叫中，伸手给了卖水果的一拳，卖水果的毫不示弱，回手还了一巴掌，眼看着口角之争将要变成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