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臣并不是说卢象升和燕震等武将不该封赏，而是封赏要有度，而且这次建奴入寇，也不是所有的总兵都尽心尽力的为朝廷作战。畏缩不前者有之，丧失失地者亦有之，怎可因一时之胜利抬高整个武将的地位。我大明向来是以文驭武，正因此国朝才能延续二百六十余年的江山，此乃祖制，不可废！”杨嗣昌跪在地上，义正言辞的对崇祯说道。
英国公张维贤出列，手持笏板跪地跪地说道：“陛下，此次建奴入寇，刘泽清左良玉等人畏敌不前，拥兵自保，确实是有愧圣恩。老臣以为，应降罪责罚，以儆效尤。而同时，亦有千千万万的大明忠勇将士血战沙场，保家卫国，最终将建奴赶出了长城。有功不赏也容易寒了将士们的心。毕竟这些将士，是大明的基石，陛下不可失信于军啊！”
崇祯看着跪在地上的杨嗣昌和英国公两人，烦躁的叹了口气。其实他也知道，大明朝廷内部的文武之争从来也没有停过。文官害怕武将做大，武将则反感文官一家独大。
当代英国公张维贤，是永乐名将张辅的后人，在朝中极具威望。其子张之极，英武不凡，四射双绝，武艺高强，同时也是北京城有名的勋贵子弟之首。所以，英国公说话，还是有一定份量的，至少崇祯皇帝不得不认真对待。
同时，做为北京城勋贵之首的英国公府，也是当今京营的实际统领，代表着天下武人的势力。眼见杨嗣昌这个文官又要对武将封赏指手画脚，惹得老国公不得不出来为天下武人说句话。
其实，明朝武人的地位，是从土木堡一战之后急剧衰落的。土木堡事变明朝失去了京军主力，也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深刻改变了明朝的走向。
在此之前，大明皇帝可以依靠的力量包括：宦官集团、武将勋贵集团、文臣集团。三大营是中央主力军队，威慑四方。其中最为坚定的武将勋贵集团，是为大明打下江山的徐达、常遇春，以及明成祖手下将领朱能、张辅等名将的后代。他们因军功世袭爵位，并掌握军权，武将对文臣有很大的平衡作用。
土木堡事变，不仅明英宗被俘，大太监王振被杀，随行的文官被杀，大明的武将比如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等也战死，武将勋贵一扫而空。
土木堡之变以后，在京的大臣自动以于谦为首领，以天下为己任，承担起保卫北京的责任。这些文臣不立英宗的太子，而是拥立郕王继位皇帝，而且当着郕王朱祁玉的面，将太监王振的余党打死。又指挥武将，组织兵马抵抗瓦剌也先的军队。
在于谦的带领下，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文臣集团也牢牢地掌握了帝国实际的权力，宦官集团自然被剥夺权力，武将地位下降，形成了以文驭武的局面，甚至皇帝的家事，也由大臣议定，比如在是否迎回明英宗，如何安置明英宗等皇家大事上，文臣都有很大决定权。
这里无意诋毁于谦的为人及其功劳，于谦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抵御外族入侵，保卫了国家的安全，是民族英雄。但这样的后果，导致皇权下降，使中央自然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大臣以不能增加民生负担为借口，不允许增加税收，导致中央没钱。文臣不仅不用交税，还通过手中的权力大肆圈占良田庄园，成为隐形的富翁，还通过培养学生，形成乡党，甚至下野了也能开办书院，讽刺影响朝政。明朝，是皇帝与文臣共天下。
不仅如此，明朝的大臣还给皇帝定下很多规矩，比如皇帝不要出北京，最好不要出皇城;皇帝要爱民，要简朴节省，不能派太监开矿收税，与民争利;皇帝要尊重大臣，批准内阁的票拟等等，只有这样才是好皇帝，才是明君。如果哪位皇帝做的稍微出格，就会面临雪花般的文臣的上书，一群群人的劝谏，甚至死谏!这时候，文臣只需要一个名义上的皇帝，而这个皇帝是谁，已经不重要了。
文臣已经将地方牢牢控制，尤其是江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