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官制是相当复杂的。北宋政权虽然建立，但当时在南方和北方，还存在着南唐、吴越、漳泉、南汉、湖南、荆南、后蜀、北汉等八、九个割据政权。就是在北宋统治区域内，也还有不少节度使，他们既有土地，又有人民、甲兵和财富。在北宋中央政权中，还有一批在后周时同赵匡胤地位相当的禁军将领，他们都手握重兵。赵匡胤是靠他们的支持才夺取后周政权的，但又害怕这些人也用同样手段把自己搞掉。宋太祖和他的继承者以及他们的主要谋士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这一举措也影响着南宋官制。宋代的中枢机构，真正握有最高行政权者是“宰执”。所谓“宰执”，即宰相与执政之统称。宋代的宰相称中书门下平章事，副职称参知政事。参知政事也称为“执政”，这是赵匡胤为牵制宰相而设置的。据李焘《长编》卷5所记，宋太祖登位后，仍留用后周宰臣范质、王溥等为相，及范质等求退之后，虽以赵普为门下侍郎、平章事，但未行宰相署敕之事。当时有大臣认为宰相虚位，应以尚书省长官行宰相署敕之权，但有的大臣不同意，说平章事即宰相之任。那时加封为平章事者，还有多人，但都是在朝外的“使相”之类（宋制，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兼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都称为使相，但不预闻政事）。因此赵普独擅宰相之权。宋太祖要给赵普设置一个副职，但想不出合适的名称，便问翰林学士陶榖：相“下宰一等有何官？”陶榖回答说，唐代曾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之称。于是便以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这是宋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时的事。当时设置的参知政事地位还很低，据《长编》卷5载：“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厅上事，殿廷别设位于宰相后，敕尾署衔降宰相数字，月伴杂给皆半之。”政事堂是宰相议事办公的地方，参知政事连宰相的办公厅都不能进，可见没有多大权力。后来，宋太祖看到赵普为政专断，为了加强对宰相的牵制，便提高参知政事的地位和职权。开宝六年（公元973年）诏薛居正、吕余庆与赵普“更知印拥班奏事”，以分其权。到了太宗时，又进一步提高参知政事的地位。据《长编》卷37载：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正月戊子，太宗诏曰：自今参知政事宜与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其位先异位，宜合而为一。遇宰相、使相、亲王得议军国大政，并得升都堂。
都堂就是政事堂。参知政事原来与宰相在地位和职权上的差别，至此完全消除。这就形成了对宰相的有力牵制。所以宋代常以“宰执”并称。参知政事一名虽沿自唐代，而唐代的参知政事并非常制，凡以他官而居宰相职的，即称为参知政事。也有称为参预朝政，参议朝政。而宋代所设的参知政事，则成为宰相副职之定制。参知政事地位的提高，是宋代统治者削弱宰相之权，并使之与宰相互相牵制从而加强皇权的重要措施。
除宰相之外，尚有“平章军国重事”一职。《宋史·职官志一》说，哲宗元祐中，置平章军国重事，以文彦博、吕公著相继任之。其位在宰相之上，专以处高德老臣，以示宠幸，五日或两日一朝，非朝日不至都堂（政事堂）。但这一官职只是一种最高荣誉职位，并没有多少“军国重事”可管。南宋时，情况有些变化，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韩侂胄任平章军国重事，“所预者广”，“所任者专”，独擅朝政。理宗时，权奸贾似道也升任“太师，平章军国重事”，窃位日久，恩宠日隆，位在丞相之上。于是，“平章军国重事”便独揽军、政大权，出现了军政合一的定制，而宰相则屈居于副职的地位。
三省六部制中，门下省：又称“左省”。其长官名义上是门下侍中，但很少委任过，实际上有名无职。副长官是门下侍郎，另外又委派一名给事中任“判门下省事”真正掌管本省的职权。其属官有左散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