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主义科学支持者。 而赫伯特·斯宾塞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持者，就比较荒谬了。 社会科学之所以称为“科学”，是有严谨的研究过程的。而社会达尔文主义，真心属于过分解读。 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解读。 比如后来小胡子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就是拿着这套学说，认为犹太人是劣等民族，应该“淘汰”。 达尔文本人同样非常驳斥这种观点，因为提倡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没有认真读过达尔文的进化论。 有贺长雄强辩道：“从历史的角度，世界自古至今就是如此，难道有错？” 李谕说：“历史没有错，但人却从未停止犯错。请问先生，您知道什么叫做进化，什么叫做自然选择吗？” 有贺长雄说：“还是那句话，优胜劣汰。” 李谕说：“这么说，你的理解就太肤浅了。达尔文先生所描述的进化，充满了偶然性，强调在自然环境中因为偶然的变化而在同物种中取得繁衍优势，而非依靠主观适应环境产生改变。你连前后的因果关系都没搞明白，就不要牵扯出达尔文先生了！” 这些人估计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名字才使用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而非“社会进化论”。 毕竟达尔文的大名更有吸引力。 这套学说的危害很大，人类社会，说竞争就说竞争，没有毛病，但不能往达尔文的进化论上靠。 但是学明白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容易，简简单单套用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却很简单，因为只需要使用那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就足够。 甚至达尔文的表弟，就提出来所谓“优生学”：优胜劣汰嘛，弱势的人群可以活，那就别生孩子了。政府搞什么慈善救济，这不是让本来就不该活在世上的人有机会活吗？这不是违反了大自然优胜劣汰的天理吗？ 这套理论勐一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发展到极端，就是小胡子搞“劣等人群”灭绝的惨桉。 此前提到过薄世宁先生那句“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滥情的；没有人文的科学，是傲慢的。” 而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则一不是人文、二不是科学，却同时傲慢、滥情，并且扇动、无知。 有贺长雄没有太明白李谕说的话，但还是坚持说：“不管如何，历史已经证明了只有‘适者’可以生存。国家同样如此，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生存的，都要遵循优胜劣汰的法则。” 玛德，这家伙越来越扯，马上就提到了比此后“共荣圈”更加胡扯的“国家达尔文主义”。 但日本还真就迷信这两个理论，所以才做出那么多惨无人道的事情。 李谕冷笑道：“有贺先生，我要纠正一下，你所说的不是‘适者生存’，而是‘胜者生存’。二者相去甚远，不要偷换概念。” 如果他拿出老本行法律来和李谕辩论，李谕压根说不过他；但提到科学，他连给李谕提鞋都不配。 有贺长雄的确讲不出来什么，顿了顿强行说：“您懂自然科学，却不见得懂社会科学，本人无法赞同。” 李谕说：“既然说不通，那就告辞。” 压根不愿意再拆穿他话中巨大漏洞，毕竟所谓“社会达尔文”，不就是强行与自然科学挂钩嘛。 岩崎小弥太有些尴尬，临走时说：“李谕先生，还望您深刻考虑，毕竟中日两国是同种同教，同文同俗的邻居，共同对抗沙俄，理应团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