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落的同一个月内，大元国信使、少中大夫、秘书赵良弼经由高丽再次来到大宰府要求进京面见国王，大宰府守护所再次予以拒绝，赵良弼不得以被迫回国。出使日本的国信使赵良弼回国，彻底宣告与日本通好的努力失败，这对于雄心勃勃，扩张**极强的忽必烈来说，是难以容忍的。再加上日本是当时南宋最大的贸易伙伴，倭刀、硫磺和倭国白银等军械、物资的流入增强了南宋的国力、军力，即便是为了掐断南宋王朝这一重要的外援之路，元朝也要发动对日本的进攻。
当然，这只是忽必烈决定发动征日作战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襄樊攻坚战结束使南宋的战略防御体系被彻底打破，南宋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元军已经或即将受降了大批的南宋军队，如何处理这些降兵降将，就成了忽必烈的一块心病。
释放？元政府担心这些曾经参加过元蒙军征服的战士再度揭竿而起。编入自己的部队？元政府有发愁自己已经超支的财政支出。
杀降？史已有鉴，忽必烈不想象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或项羽杀秦降兵二十万那样，给自己留下骂名，何况当时正是打江山的关键时刻，滥杀降兵，必然会招致汉人更猛烈的抵抗。
最终，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发动新的战争，在战争中去消耗这些大元帝国的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