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门人的角度出发。 如今再读王安石，则以吸收为目的，摘取新学的可用内容，把“道用学”包装成新学拿去推广。 读书角度不同，观感就大不一样。 陈渊发现，王安石的义利之辨，大部分可以给道用论做注脚。 要谈义利，先谈人性。 王安石推翻了孟子、荀子等人的观点，直追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他认为天性无所谓善恶，既不善，也不恶，纯靠后天学习。 继而，又说义与利并不对立，而是可以统一的。 公利便是大义，为国理财谈的是利，其结果却是义。还说“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 又说杨朱只知利己是不义，墨子只知利人是不仁，利人利己相结合才是仁义。 陈渊最近还在继续写文章，“义利篇”就快写完了，大量引用王安石的观点。 但有一样，陈渊不支持王安石。 他认为“义在利之先”，而王安石认为“利在义之先”。 王安石太过激进，说人有常性、长寿、常产，又不受骚扰盘剥，才能有良好的道德情操。没有安定的物质生活，人就不可能有好的道德，没有好的道德社会就会动乱。 可以简单的概括为：穷逼没资格谈义！穷逼别来扯道德！朝廷必须把穷逼变少，再通过道德教化，君子才能变多，社会才会安稳。 这个观点，让陈渊感到极度不适。 君子固穷还讲不讲？ 这位商贾，下午就来拜访朱铭，一直听陈渊讲了三个小时。 最后他作揖道：“先生真乃大儒，俺有一子，在府学读书，不知能否拜于先生门下？” “可以，”陈渊微笑道，“别的商贾子弟，也尽可来求学。” 商人说：“俺是炭行行首，回去便与他们说，让炭行商贾都送子弟过来拜师。” 商贾看重的当然不是什么学问，而是一种社会认同。 虽然社会风气日趋逐利，对商贾也越来越宽容。但底色依旧是歧视，盘剥起来毫无心理负担，只把商人当成捞钱的工具。 所以才有徐骧的父亲，带着货物到汴梁经商，看到进士排队从东华门走出，感叹道：“生子当如此。”于是不再做行商，只保留一些店铺，全心全意培养儿子读书科举。 又有纳粟买官的牛监簿，每月靠收房租就赚千余贯，还另有无数财产。却自叹“身迹尘贱，难近清贵”，到处拜访名师、结交名士，疯狂砸钱招待读书人，最后捐粮买了一个小官，每天乐滋滋的去打卡上班。不但不贪，还倒贴钱把工作做好。 眼前这个商人，觉得陈渊愿意为商贾说话，陈渊的学问肯定是好的，于是就把儿子送来拜师。 听到朱铭的脚步声，陈渊起身说：“探花郎回来了，伱们自去交谈。” 商人连忙朝着朱铭作揖：“小民车贵柔，拜见朱学正！” 朱铭微笑说：“车行首请坐。” 车贵柔捧出木盒，扯下红布，拉开盒盖：“朱学正仗义直言，为我等炭商弹劾贪官，竟被官家罚俸两月。东京炭商皆倾慕之至，略备薄礼，不成敬意。” 盒子里躺着两块金饼，大约价值二百贯。 北宋末年金价极高，一两金子，至少价值20贯以上，有时甚至能达到30贯。 朱铭瞥了一眼，将黄金推回去：“不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