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 所以，两宋以来农民起义频发。 百姓都成穷鬼了，能不起义吗？ 看完《会计录》，赵祯只觉得压力山大。 这样的财政体系，既不合理，也不健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想要改变这样脆弱的财政体系，可谓是困难重重。 不过，再难，也得去做，去改变！ 而理财之道，不外乎开源与节流。 节流，赵祯暂时不考虑，在没有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和军事力量之前，阉割他人的利益，不可取。 而开源就不一样了。 把蛋糕做大，肯定比少分蛋糕要好。 一想到开源，赵祯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农业。 小农经济体制下，农为天下之本。 提高农民的收入，或者说提高粮食亩产，就是最好的‘安抚’之道。 老百姓只要能够填饱肚子，没人会跑去造反。 而提高亩产，不外乎八个方面。 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推广良种、合理密植、植物保护、农具改进、加强管理，这八点都是影响亩产的关键。 农业‘八字宪法’中，赵祯最先选中的是推广良种。 在唐宋以前，我国种植的水稻都是粳米稻，粳稻的生育期较长，也可以说是晚稻，大概十月份收获。 粳米稻生育期长，产量相对高，但是对于土壤肥力、水分要求也高，且不耐旱。 而占城稻则不同，占城稻属于籼（xian）米稻，生育期相对短，最快两到三个月就能收获，且耐旱、对土壤肥力要求不高，适应性高（相对粳米）。 国内最早种植占城稻是福建地区。 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山多地少，不利于传统水稻的种植，而福建沿海，距离占城不远。 因此，在闽商的带货下，早在五代末至宋初，占城稻已经在福建地区普及开来。 北宋朝廷，也知道福建地区种植的占城稻。 大中祥符五年（1012），为防旱灾，宋真宗特地派人去福建，取占城稻种，分给江、浙、淮三路，命令当地百姓种植。 不仅如此，宋真宗在宫城后苑也开辟了几亩地，专门种植占城稻。 占城稻三月而熟的事，宋朝君臣也知道，宋朝官方也试着推广过，只是效率不高。 效率低，究其原因，大概有那么几点。 一是占城稻属于外来品种，且速生，和传统粳米稻晚熟的特性不同。 二是占城稻的口感偏硬，没有粳米稻好吃。 三是赋税问题，北宋朝廷想推广占城稻，结果夏秋两税中，却只收粳米，不收籼米（占城稻）。 种了田，产了稻米，结果却不能缴税？ 老百姓脑抽了，才会选择种占城稻，哪怕占城稻早熟、耐旱，人家也不愿意种。 至于第四点，则和北宋的考课（官吏考核）制度有关系。 北宋太祖、太宗两朝，对于官吏的考核更注重实效性，劝课农桑、户口增益以及剪除盗贼都在考核标准之中。 但到了真宗一朝，考课制度发生了重大改变。 一言以蔽之，‘累日月以进秩，循资途而授任’成了考课制度的核心。 资，积也，蓄也，凭藉也。 简单来说，考核官员的核心不再是实务，而是靠年月积累，靠资序，文官满三年一迁（升），武官满五年一迁。 当然，这里的迁官指的是寄禄官，不是实际差遣。 但这等考课制度，无疑和地方治理产生了割裂，反正三年一迁官，地方治理的好不好，不重要。 只要不发生叛乱，任期满了，主官拍拍屁股走人，照样能够升官发财。 后来，庆历年间，范仲淹的上奏的《上十事疏》中，第一条就是‘明黜陟’，矛头直指僵化的考课制度。 范仲淹等人主张更易考课制度，恢复祖宗朝的重实务的特性。 这，无疑得罪了一大批官员。 点了这么大一颗炸弹，庆历新政能够成功，才是怪事。 有了范仲淹的‘前车之鉴’，赵祯肯定不会去碰这个雷区。 起码，现在还碰不得深水区。 他要做的事，也不算太难，提供政策作为引导。 收两税时，将粳米、籼米一视同仁，不论是粳米，还是籼米都能交税。 随后，再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