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号。” 李彦愁眉苦脸地使劲地点着头：“我也担心这个啊、白兄！不瞒你说，我们公司做的洋货，主要来自北平、天津和太原，许多门路还得仰仗着有日本人的关系才行得通啊。如果得罪了日本人，只怕今后的生意要难做。” 再度打量着面前这位锦衣玉食的李彦，酒楼掌柜未免有些意兴阑珊——或许，是自己看走眼了，这个公子哥一般的人物，不大可能和反日分子有什么勾当的；那个被孟龙生打死的女人，说不定真的只是被这家公司雇佣来看货的，只是他们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罢了。 接下来的时间，白宝元一直呆在一楼斜对着酒楼大门的柜台里，借着柜台上摆放的一排硕大酒瓮的掩护，不时从酒瓮之间的空隙望出去，观察在一隅独自吃喝的李彦。见他果然将刚才点的酒食吃得干干净净，又打包了一些熟食，最终打着饱嗝仍从后门离去。 白宝元悄然跟着李彦出了后门，酒楼掌柜看到，这个李副经理骑着一辆脚踏车，载着一个大包裹，慢慢悠悠地骑远了——他们的小汽车呢？那脚踏车后货架上夹着的、不会就是他所说的从太原发来的洋货吧？他们难道从好几百里外的太原骑着脚踏车回来的？ 带着种种不解的疑问，白宝元重新隐入了酒楼的后门。 李彦在文城街头小心翼翼地兜了一个圈子，在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后，才骑回了城北的杨柳巷一号院。 军统山西站情报二组，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 转述周怡壮烈殉国的一幕时，李彦几度泣不成声，在太原的时段里，周怡曾经像大姐一样时常照料着单身一人的李彦；而老刘虽刚刚加入情报二组，但自从王穗花带人奔赴南同蒲路前线之后，正是周怡每隔一天的出现才让孤独留守、担惊受怕的电台台长感到了慰藉和暖意，所以他也流下了热泪，不得不摘下眼镜去揩抹。 但更感到肝肠寸断的，则还是表面镇静的王穗花。在情报二组，周怡与王穗花合作时间最长，李彦没有出现之前，这个中年女谍几乎就是军统女少校的左膀右臂。山西抗战打响之初，两人被军统山西站派出，在北同蒲路的大同、阳高一线并肩作战，刺探日军板垣师团以及关东军派遣军前锋的情报。那时候，山西站的情报二组还没有成立。 王穗花面无表情地听罢了李彦的讲述。目睹两个大男人在一旁涕泪交流，军统女少校没有流露出平日的不屑和反感。她只是静静地坐在红木椅子上，静静地等着两个年龄迥异的部下完成哀痛的宣泄： 悲伤潮水般地袭来，但也必须潮水般地退去——悲伤取代不了战斗，同志的牺牲，不能只靠悲伤来祭奠，更要用行动来慰灵！ 军统女少校取出了那瓶没有喝完的英国威士忌酒，倒满一个雕花酒杯，将其缓缓地洒到了地上。 “现在开会。” 放好酒杯的她，语气平静地下了命令。 情报二组的这次紧急应对会议，从几个方面分析了突变的局势。 首先，周怡死于被日本便衣追赶的途中，显然是在那之前已经暴露了身份；但她没有被捕就中枪身亡，或可意味着，日本人并没有从她那里获得有关山西站情报二组的内情；原本危急的形势，现在看来变得相对安全。 其次，周怡在火车站货场平时的任务并不涉险，只是利用杂役身份观察车站和铁道线上的日军动向（重点是搜寻那列诡异的日军军列身影），这种情况下她的身份竟然暴露，应该是临时出现了意外，迫使周怡冒险出手，导致行藏被日军特务识破；那么这个意外出现的情况，就必须继续追查。 第三，周怡出事当晚，她本应该按计划赴南洋旅馆，向老刘通报两天以来车站和铁道线敌情，同时掩护电台台长开机向山西站发报。然而她当晚牺牲的地点，竟然是与南洋旅馆相去甚远的东城宝元酒楼附近——要么是她在那里发现了有价值的情报，要么是她此前就意识到身份暴露，故意将追捕他的日军特务引开、远离南洋旅馆。 第四，宝元酒楼的白掌柜，是敌是友目前仍难预料。从他今天与李彦的对话当中，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