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家安在南京路上一幢欧式两层洋房里，有百叶窗、大壁炉和人字形的拼木地板。最让我高兴的是在二层楼上有一个很大的露天花园，鹅卵石小径的两旁铺满了草坪，绿茵茵的草坪中间或冒出几朵叫不上名的小花。花园的两侧是两座凉亭，里面放置着石桌石凳。一棵高大的石榴树依房而立，好像在照看着园中的花花草草。我喜欢看石榴开花，那蜡红的花瓣，使我想起祖母在观音菩萨前供奉的大红蜡烛。可惜的是，石榴树花开的不少，却只结过一个石榴，其它的都不幸早早地牺牲在男孩子的竹竿之下。 偌大的房子却只住着两户人家。协伯伯家有三兄妹，我家当时已有兄妹五人，倒也蛮热闹的。每天下学后，我们就不约而同地来到花园，趴在石桌石凳上，三下五除二地赶完作业，就你追我赶地大玩起来。有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广播体操的音乐，我们就争先恐后地跑进凉亭，抢占制高点――石桌，后到的只有屈居石凳，随着广播声比划一通。男孩子们喜欢逮蛐蛐，打弹弓，有时我也凑凑热闹，什么三针两针的，但更多的是抓蝴蝶逮蜻蜓。花园给我们带来欢乐，也留下不少伤痛，尤其是要命的鹅卵石小路，给我们的膝盖、胳膊肘留下了几乎没有间断的伤疤。 一次，我们奉家长之命修剪草坪。剪着剪着，突然一阵剧痛，原来协家天军哥哥的剪刀剪到我手上了，鲜血顿时流了下来，天军一把抓住我的手指，塞进嘴里吮了一阵，血竟然止住了。我很佩服他有如此高明的止血办法，天军得意地告诉我，这是他爸爸教的。 协伯伯长得又高又瘦，身板笔挺，经常戴着墨镜，一付军人做派。协阿姨白白胖胖，笑眯笑眼，像个幼儿园阿姨。他们是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的。现在协伯伯是军工厂的厂长。妈妈说，他们在战争年代吃过很多苦，有一次，在沙漠中被围困，是靠喝马尿活下来的。他的眼睛视力很弱，也是战争造成的。在我心目中，协伯伯是个了不起的人。 记得是１９５４年，长江发大水，武汉三镇防汛可紧张了，爸爸难得回家，妈妈经常让哥哥提着大饭盒去给爸爸送饭。我想去看爸爸，更想去看工厂防汛是什么样子，极力请战，想把送饭的差事揽过来，可是妈妈总不放心。那时，广播里天天都在讲防汛，上学的路上也常常见到防汛的队伍匆匆开过。可是我家住的地方地势高，离江边又远，除了大门口多了几袋沙包外，什么也看不着。 在我的再三怂恿下，妈妈终于约上许阿姨，带上我和妹妹小丽向江边出发了。由于洪水泛滥，江城没有了往日的热闹繁华，也很少行人。越往前走，商店和工厂门口的沙包也越堆越高，路面上的水也越来越深，快没到妹妹的膝盖了，吓得她一个劲的要回家。可是我还没看到江边抗洪抢险的情形呢，就拉着妈妈继续往前走。路上来往的人多起来了，都是一队队防汛救灾的人们，往江边去的都拿着各种工具，扛着沙包之类，从江堤下来的个个都是浑身泥水，象泥猴一样疲惫不堪。人们从我们身边匆匆而过，几乎听不到人说话，救灾的气氛真紧张啊！ 我们被戴红袖章的叔叔拦住了，前面已是防洪禁区，水已漫到妹妹的大腿部，不能不回去了，我只好无奈地跟在妈妈后面，泱泱地往回走。没想到，当晚妹妹因被水泡了，又怕又冷，竟发起高烧，大病了一场。妈妈忙着照顾妹妹，还没忘了数落我一顿。这回我才知道，原来人受了惊吓也会生病的。 五四年这场防洪抢险，为了保卫江城武汉，涌现了许多舍生忘死的英雄，我打心眼里佩服那些穿着印有“防洪抢险”字样衣衫的叔叔伯伯，祈盼自己快快长大，做一个他们那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