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松给徐英打了个一个电话，向她通报了发现假可乐的事情。
“什么？”电话那头，徐英有些无奈地揉揉眉心，“连非常可乐都有假货了？”
傅松顿时不乐意了，道：“非常可乐怎么就不能有假货了？非常可乐大牌子，你看看崂山可乐有假冒的吗？”
徐英被他弄得哭笑不得，解释道：“我是说，这两年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以前没假冒到你头上，没想到你还是没逃掉。”
傅松愤愤不平道：“那你这个市长也不管管？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徐英笑骂道：“你也算是民？你是咱们市最大的资本家好不好！在这跟我装可怜，哼，我可不吃你这套。”
傅松马上偃旗息鼓，正色道：“徐市长，这事儿你们可真得好好管管了，假冒别的什么都好说，但假冒食品饮料酒水这些吃到肚子里的东西，会出人命的！”
徐英道：“这个你放心，后天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质量工作及打击生产和经销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电话会议，统一部署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产品质量清查整顿工作。”
“这么巧？”傅松第一反应就是怀疑，“我这边刚出事儿，你们就有动作了？你们政府啥时候这么高效了？”
徐英没好气道：“你别阴阳怪气的，这事儿只是恰逢其会。”
挂了电话，傅松无奈地摇摇头。
在改革开放激流勇进的浪潮里，永远不缺胆大包天、利欲熏心之辈。
今天打击整顿一番，市场环境好一阵子，然后故态复萌，再打击整顿一番……，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似乎永无尽头。
有人说，有需求就有市场，这话表面上看没错，但他们却忘了，消费者需要的是物美价廉的产品，而不是劣质产品。
假包、假鞋也就罢了，买来后穿在身上也穿不死人，而且还能满足部分人的装逼需求，可假酒、假饮料、假火腿肠这些吃到肚子里的东西，没人愿意拿自己的小命来开玩笑。
对于国内的假货，人们似乎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可为什么国外的假货不像国内这么泛滥？
傅松认为根本原因是打击不力。
国外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打击、处罚力度极大，一旦被发现制假、售假，不仅要被罚到倾家荡产，还得进监狱捡肥皂。
而国内呢？对于制假、售价行为不是不处罚，只是处罚的标准跟制假、售价所带来暴利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最高10万的罚款，几十年居然一点都没变，确定不是在开玩笑？
违法成本低，售假利润高，怎么选择还用说？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赌一赌，游艇加嫩模！
这是法律不健全的锅，除此之外，主要是地方保护主意在作怪。
很多地方出于促进本地经济发展，或者是为了提高就业率等方面的原因，对本地制假、售假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放之。
这其实还算是好的，更有甚者，有的地方在听到国家部署打假时，不光不打击本地假冒伪劣，而且还想尽各种办法对假冒伪劣予以维护，明目张胆地袒护制假、售假者，替他们打掩护、当保护伞。
最著名的就是1993年震惊全国的河南周口特大假药案。
案子说起来很简单，一个简陋的兽药厂，在根本不具备生产兽药基本条件的情况下，居然兽用药品、人用药品竟一齐生产，并最大限度地在假“药品”中少加或不加药粉。
这些药品的效用可想而知，简直是一种灾难。不少人服用了这个厂的药，病情非但不能缓解，反而延误了治疗，加重了病情。
从1986年到1993年，7年时间，人们对这个大量制售假药的兽药厂进行了多次揭发检举，有关部门也先后受理并立案十多次，但一直没有得到查处，反而制售假药这却轮番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