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的火车包厢里，大卫·哈维正坐在窗户边欣赏着铁路沿线的风景，拂面而来的风吹去了浑身的燥热。
参加完北京的学术活动和演讲后，在过去的一个多星期里，他从北向南，依次到访了南开、山大、复旦等几所大学，期间又不辞辛苦地考察了沿途的经济社会环境。
此次来华，除了学术交流和讲学外，考察同样是他的重要目的。
作为世界上唯二的社会主义大国，苏、中两国都处于一个激烈变革的时期，这些天虽然只是走马观花地随走随看，但见微知著，他隐约察觉到，中国的改革似乎进入了瓶颈期。
他没有去过苏联，不过从不同渠道获取的信息来看，苏联的变革似乎更加激进，而中国的改革相对来说比较谨慎和温和。
这时，火车驶过一座桥，桥下是一条比较浅的河流，因为今年夏季干旱，中间一段河床露出了一簇簇鹅卵石。
看着那些鹅卵石，哈维突然想起了“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
从北大演讲结束后，他跟傅松就一直在辩论，辩论的内容就是关于他在演讲时提出的“中国没有任何特殊性”这一观点。
傅松并不赞同他的这个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一项开创性的、没有历史经验可供参考的伟大事业，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哈维觉得这句话非常有趣，既通俗易懂，又充满了哲理，但这并不妨碍他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
中国的改革也好，开放也罢，都是一种形而下学，而他所运用的《资本论》理论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形而上学。
在他看来，只要中国没有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无论如何改革，如何开放，都无法打破资本主义运行的桎梏和规律，根本逃不过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剥削与被剥削、资本的贪婪和人性的丑恶、城市问题、环境问题等问题……
“哈韦先生，在想什么呢？”
哈维回过神来，抬头笑道：“哦，格伦，你醒了？我刚才在思考下一次该如何说服你，哈哈。“
傅松不由苦笑，在他对面坐下，道：“哈韦先生，在辩论这一领域，我永远不是你的对手。”
回想起这一路的辩论，每一次都以他的哑口无言而告终，傅松现在不服都不行。
哈维摇摇头道：“格伦，我知道你还不服气，认为你只是输在辩论的技巧上，但实际上，你选择了错误的观点和道路，无论你的辩论技巧多娴熟，最终的结果是注定的。”
傅松默然不语，尽管不愿承认，但他内心深处其实已经接受了哈维的论点。
如果不是两世为人，他扪心自问，或许有勇气继续坚持下去，但现在他不得不承认，哈维是对的。
“格伦，特殊性的问题，原是相对的。在没有来到中国之前，我对中国的发展并没有主观认识。但这些天的考察，让我对于中国的发展，抱着一种特别的期待。中国有些事情的发展往往会超出视野和人的预期，我很期待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
傅松不由得想起在北京时，哈维问自己最值得他去考察的几个地方，自己第一个推荐的就是深镇，第二是上海。
”哈韦先生，深镇不会让你失望的，我认为深镇就是中国的最前沿。“
哈维笑了笑道：”中国的最前沿？或许吧，也可能是资本主义的最前沿吧。“
傅松：”……。“
哈维看他吃瘪的模样，顿时大笑起来，”好了格伦，我只是说出了我的疑惑而已，并非对中国有成见。我觉得你可能误解了我的意思，我真正想说的是，中国有可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
傅松仔细想了想，问：”我有点不太明白。“
哈维不置可否，道：“通过这些天的学术交流，我发现中国的学者们想得更多的是历史的特殊性，而我可能更注重理论层面的特殊性。中国的特殊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