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靠”这个词由来已久，例如党员必须挂靠党组织、社会团体必须挂靠政府机构等。
如果不好理解“挂靠”的意思，其实可以用一个生物学的名词类比——寄生。
挂靠企业主要分两类，一类是80年代中期以前，在“精简机构”运动中，相当一部分主管部门改名为“公司”，这种从行政机构中剥离出来的“公司”，只是国家权力的延申，与承担政府经济职能的其他行政机构只有名称上的差别，既是“下属单位”所依附的“主管部门”，又是受“上级主管部门”统辖的“下属单位”。
这一类挂靠企业，行政属性远大于企业属性，它的合法性存在于它和主管部门的联结之中，这是因为，在我国，没有主管部门的组织不能合法存在。
第二类挂靠企业，就是类似蓝天服装店这样的个体、合伙经营和私营企业。
私营企业为什么要挂靠？
无他，有利可图。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主管部门虽然逐渐失去了直接控制企业的权利，却获得了计划体制下不曾拥有的可变现的权利：行业主管部门直接建立企业，企业携行业垄断权力进入市场吸附超额利润，再将利益返回该主管部门。地方主管部门，如主管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乡镇或者街道，则代表下属企业向行业主管部门争得垄断经营权或者经营特许，再从下属企业经营所得中取得收益。
从企业角度讲，全民所有制企业可以无条件地获得垄断经营权利或经营特许；集体所有制企业则是作为地方主管部门直接建立的企业，自然以该主管部门争取到某种经营特许为前提；而没有主管部门的个人投资、家庭投资、合伙人投资的私营企业，必须登记为与其真实身份不符的公有制经济性质，才能合法获得一个主管部门和它所代表的经营条件。
与登记为个体、私营企业相比，登记为集体所有制的企业至少可以不负担私营企业那么高的税负、拥有获得平价物资和银行贷款的合法名义，最重要的是，可以免除一些无法明言的风险。
而接受这些挂靠企业是某些部门将权力变现的现实选择，这是相对稳定、安全的获益渠道。
最近几年，凡是可以自办企业的都无一例外的从这种特权中受益，从而“挂靠”企业呈现出遍地开花之势。
挂靠企业虽然是某一时期的无奈之举，但实质上却是在挖国家的墙角，它的长期存在，导致集体企业户数的虚增和资产总量的失真，影响财会制度和税收政策的规范执行。
傅松记得很清楚，再过一段时间，最多一两年，国家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甄别“挂靠”集体企业的工作。
他既然清楚政策走向，那么就必须赶在清理甄别开始之前，把自己摘除去。
他让黄锦淮开服装店的初衷，一方面是给老黄找份正经工作，权当这两年他替自己跑腿的酬劳；另一方面是觉得那么多房产闲置在那太浪费，不如物尽其用。
但他现在根本看不上服装店的那点利润，一年一百万的流水，十几万的利润很多吗？
就算挂靠到街道办，也只是省了一两万的税收，为了这点钱，却顶着挖国家墙角的臭名和被清算的风险，实在得不偿失。
到了田野住的地方，不出所料，大门上挂着铁将军。
抬头看看火辣辣的太阳，傅松可不愿在这里一直晒太阳，于是跑到巷子口的电话亭，给田野打了个电话。
这个时候，田野还没下班，得知傅松就在家门口，心里慌的不行，把茶杯都碰到了，热水洒了一桌子。
顾不上收拾桌子，田野压低声音道：“门口花坛的砖头下有钥匙，你自个儿进去等我，我下班就回去。”
说完，不等傅松开口，便急急忙忙地扣上电话，然后心虚地抬头看了一眼前面的孟彤。
调研回京后，她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副处长，从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