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监取还印玺，尚宝卿使用印玺。
设立这样的分工，就是为了防止滥用，互相制衡。
但世宗末年情况特殊，祝棫的亲妈病了，田太后的身体也很不好，无力垂帘，妃嫔里估计也没什么能托付的人。
祝棫没有办法，就灵活变通了一下，合并了这三项岗位的职能，间接让程丹若获得了干政的权力。
她终于能够名正言顺地加入到政治中，而这个起点，其实也注定了她的终点。
这是一条为臣之路，而不是为君之道。
但在古代，混官场不是件容易的事。
程丹若得到尚宝之位，就好像读书人中了进士，前半生的努力到此为止，后面的路从头开始。
看看庆天元年的配置。
杨峤五十出头，年富力强，曹纲六十，三十年资历，薛聪六十差一点，谢威五十五，冯源也差不多。
这班底正处于能打又能熬的岁数，人均老资历，想出头谈何容易？
程丹若大概也知道这一点。
她花了很多年为自己布局。
我总结了她的动作，可以归纳为三点：晋商的钱、西南的兵、江南的笔。
这三点每一个都值得展开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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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钱、钱
众所周知，晋商是在夏朝崛起的，他们抓住了夏朝与蒙古的互市机遇，借着政策的东风乘势而起。
据府志记载，山西最繁茂的产业就是毛纺织和煤矿，特别是毛纺织，“家家有织女，户户养牛羊”，与江南蚕丝业并为两大工业支柱。
当时，山西一带的纺织业完备到什么程度呢？
官府层面上，朝廷规定，百姓自家养的牛羊数量不能超过五头，超过就要额外收税，以免毁坏耕田。同时，降低进口羊毛的关税，鼓励商人买蒙古的羊毛。
国家用这样的规定，避免国内的畜牧业了侵占农业生产。
民间，牛羊本身可以买卖，羊毛用来纺织，不管是毛线还是绒布，产量都很高，牛耕田之外，也用来种牛痘，发过牛痘的牛在交易时可以减免赋税，这就很好地促进了牛痘的接种。
家里贫困的，妇女在家纺织毛线，收个手工费，有钱一点的置备纺织机，自家用和租出去都有进账。
产出的毛线国内市场消化，绒布大量出口，远销欧洲不说，还反销回了蒙古。
蒙古的老百姓也没什么意见。
牧民们通过互市，能够交换到日常所需的铁锅、盐茶、棉布，不需要劫掠就能熬过冬天，羊毛一年年收，属于可持续发展。
而于大夏的百姓来说，没有了胡人南下侵略的担忧，也就不需要逃难，地里的收成只要过得去，就饿不死。
又引入了红薯、玉米、花生之类的外来品种，抗风险能力增加，手头上也能攒下钱了。
百姓有了钱，商业就随之繁荣。
晋商通过纺织业积攒了大量钱财，便不再满足于商人的身份，渴望阶级跃升。他们多方游（砸）说（钱），致力于提高商人的地位。
砸钱最多的就是程丹若。
有文人笔记记载，程丹若过生日的那个月，宾客盈门，每天都能看到各色商人上门送礼，什么奇珍异宝都有，比皇帝的内库还丰富。
但所有珍宝一概不曾进门，原样来，原样回。
笔者就很感慨，（当街感叹）说这样的宝物都弃之不顾，宁国夫人难道想要九鼎吗？谁想路人和他说，你这就有所不知了，宁国夫人有几样东西来者不拒，分别是修路、造桥、义诊。
但凡做过这三件事的人，她就愿意收下拜帖。
笔者却说，这样又有什么用，无非是多些沽名钓誉之辈罢了。
路人说了句“行善论迹不论心”，然后挑着馄饨摊子走了。
我怀疑这个故事是编的，不过也能佐证一点——程丹若确实不怎么收钱，她和晋商